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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煞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
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
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10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村邻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有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
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
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后来又在儿孙们劝导下破涕为笑。
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她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刚为大学生们捐款结束，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三万五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境，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10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裁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
“英儿，本来我留了300元钱想给你和娃儿扯几块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给那几个人吃光了……爸对不住你和娃儿。”父亲喃喃地说。腊英啥都没埋怨，说爸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太原吧，保不准呆一会有更多的人来向我们伸手哩！于是父女俩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逃”出了省城……
其实，腊英父女俩“逃”回老家高平方村后，仍有人不远数百里追来向他们毕家伸手要赞助，只是当那些充满欲望的人走进毕家亲眼目睹了这家“富裕户”的贫困程度才一个一个甘心自愿地主动放弃了募捐的念头。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相信，毕家捐助给学生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它来自毕家人的每一滴血汗啊！
从80年代中期父亲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现在的毕腊英能两万三万地拿出手，毕家一共资助了贫困生10余万元巨款。可所有的这些钱，毕家人除了靠养猪生钱外，没有一分钱来自其它途径。有人给毕腊英父女算过一笔账，一年毕家饲养50头猪，每顿至少要喂30担饲料，一天就是90担；每一担饲料约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担到猪舍再一勺一勺地舀进猪食盆，每天毕腊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毕家人几乎重复着同一种繁重而单调的劳作。从早晨东方泛白到皓月当空的夜晚，毕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沥浆、搅兑猪饲料，或是大担小勺地在猪栏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毕家是个大家，腊英的父亲和二叔老兄弟俩没分过家，这样毕氏一家便有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没有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养好猪、挣得钱去资助那些念不起书的穷学生。
1992年，腊英的父亲、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才老先生不幸惨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等几所曾获得过毕家捐助的大学时，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那些接受过毕家资助后重新获得学习的贫困学生们，在悼念会上泣不成声朗读着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学子们为自己过早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农民老伯而无限悲伤。可是同学们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时隔两个月，逝者的女儿毕腊英只身带着家中全部的9000元积蓄和新近卖猪所得的11200元钱，又来到了经济管理学院。这回她是代表父亲及全家人的心愿，专程来与校方商量设定一个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济贫困大学生奖励基金”。
“……我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担起的支持教育事业、资助贫困生的这份责任，从现在开始由我和全家人接过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啥本事，还是一句话，我有力气，有力气就能种地养猪，种了地养了猪就能生来钱。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毕家能拿得出一分钱，就不会让没有半分钱的同学挨饿辍学！”这段话是腊英在为父亲设立的教育奖励基金仪式上说的。她说这话时，台下的许多大学生们忍不住上台把这位个头不足1米55的妇女，高高地簇拥起来。
呵，毕腊英，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可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耸立云端的擎天丰碑。
第11章：为了祖坟上的那颗“弯弯树”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种“弯弯树”，我没有进行考证。但小时候在农村时，我见过荒坟上常有那种长得很奇特的树木，它们一般都为丈把高，杆枝细弯，皮表粗裂，当然也有个别长得参天笔直、叶茂葱郁的。老百姓有个说法，凡是坟头长着这种无论是笔直的参天大树，还是只有丈把高的细弯干树，其后代子孙都能千秋万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死者的坟头栽棵树木，是一种被认为是重要的出殡内容。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如果死者在世时鞠躬尽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其坟头也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弯弯树”，反之则休想长出什么“弯弯树”，只能长些荒草朽木。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
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上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国家建设又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似山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感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年7月的7、8、9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日炎炎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暴满，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