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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３〕 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４〕 庄周（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２８０—前２３３），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５〕 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６〕 陆机（２６１—３０３） 字士衡，奚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热 风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题 记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１〕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２〕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４〕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５〕。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K K〔１〕 童子军 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
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２〕 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３〕 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４〕 《随感录》 《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５〕 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３〕。
〔６〕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侨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一九一八年随感录二十五〔１〕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２〕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３〕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