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锋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性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与厚英无关的了。
六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那么多。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忝列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读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因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和闻捷的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她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工宣队出面于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了。这对厚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7天7夜，才度过了危机。
然而这一打击，却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这倒有助于她日后的文艺创作。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某作家执笔的《苍山志》，她就参与过讨论和审定。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委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主持者硬要指派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于无形中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到别的单位工作，她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上戏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犟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报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领导和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