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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 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 …”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