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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借我一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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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000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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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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