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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余秋雨借我一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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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叠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眯眯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叠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叠衣服。但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才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能逃遁。 ——仅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满心愤怒却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没出息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分，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它什么！” “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很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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