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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借我一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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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隐秘的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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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 “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 :“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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