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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吉对英迪拉显然没什么特殊印象，他对他们的会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1975年的6月初，我离开印度前往欧洲和美国。我在巴黎时得知，安拉阿巴德的高等法院判决英迪拉？甘地的选举无效，六年之内她无法再参与竞选，因为她违反了选举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把这件事比喻成违规停车。令人无法置信的事已经发生，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我在英国时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园克里希那吉的家中，他十分关切印度的未来，我们长谈了好多次。英迪拉？甘地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后来法院判定她可以继续保留总理的职位，但是不能参与国会的表决，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国会的一员。英国报纸热烈地猜测她是否会在判决下来以前辞职。
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接到英迪拉把政治对手关入监狱的消息。远在国外无法得到正确的资讯，我们只听到内战即将开始。我去印度大使馆试着打电话给英迪拉？甘地，出乎意料我们竟然通上了话。我告诉她外面谣言满天，完全无法得到正确的讯息。她向我保证印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她说许多人都被拘留了，包括贾？普拉卡斯？纳林和莫拉尔吉？德赛。她告诉我四处蔓延着暴力，但紧急状态只是暂时的。
回程时我没有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在伦敦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觉得很困惑，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对印度的状况也一定非常担忧。回到新德里，许多人都告诉我，当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大多数人都很愤怒，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愈来愈增长。我和英迪拉在国会大厦碰面，我告诉她外面普遍的情况。她领导的政府发生这样的事令我感到悲伤。她仔细听完我的话之后告诉我，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个情况的危险和延伸出的暴力。她说前几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引发了时局的动荡不安。
她也谈到贾？普拉卡斯？纳林的“彻底革命运动”整合了许多年轻人。起先这个运动是非暴力的，到了1975年，许多不理想的情况开始渗透其中。他说贾？普拉卡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其中的危机。这一力量如果强化，整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我以为8月15独立纪念日情况会有所改变，于是前往红堡垒听她演讲，她还没站上堡垒就接到消息，孟加拉国的总理穆吉布尔雷曼和他的家人及小儿子，都在达卡被刺身亡。她心中潜存的恐惧和焦虑全都觉醒了，她很确定这次谋杀是动摇次大陆的原因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将是下一次暗杀的目标。紧急状态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不久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信：
我写信给你是要讨论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你身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董事长，因此这件事和你个人及董事长身份都息息相关。从美国、英国、法国的报纸来看，印度已经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入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完全被钳制，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基金会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政治团体挂钩，不论左派或右派。
我想问你，如果克回到印度，他该采取什么立场？你知道他一向主张彻底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如果他举行公开聚会，他们一定会问他某些问题，而他是必须回答他们的。他觉得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能修饰他所要说的话，以便适应任何政府或任何一群人。他过去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无法把自己局限在任何团体之中。他一旦回来，就可能入狱或被禁止出境。另外我还想指出，克不愿意接受特别待遇或任何优惠……普普尔，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你的责任也同样神圣。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2）
我在回信中正确地为他描述印度的情况，并且向他保证，他绝对不会被捕入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绝不会消灭一个真正宗教导师的生命。大约在20日以前，我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去印度的目的、价值和益处是什么？”
私人的情感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这副身体已经超过八十岁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十到十五年该如何善用它。我可以不厌其烦一讲再讲，我在印度所花的时间和演讲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我并不是关心教诲在印度产生的效果有多大，扎的根有多深，但是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彻底活在教诲中，全心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但是允许我督促你们密切注意这一件事。
他接着问我是否在1976年3月以前，将辞去我其他的工作。
他以下面几句话结束了这封信：
既然在印度自由地演讲变得愈来愈困难，你就必须考虑克如何善用他的余生来散播教诲。我向美国及英国的同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不该被诠释为私人事宜，而是怎么做才能对教诲有所帮助。我恐怕在印度事情能顺利是因为有私人关系，四十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不幸了。
这封信带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觉得克里希那吉已经很明显地拒绝了印度，以及那些和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在孟买时我见到南迪妮，她和我都觉得克里希那吉和印度的对话已经结束。
我回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表达我心中的苦恼，我说我接到他的信大吃一惊。当克里希那吉接到我的信时，巴拉宋达兰也在布洛克伍德公园，他写信告诉我，克里希那吉感到很疑惑，不断地问他：“什么事令普普尔大吃一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印度基金会必须采取的行动。最后克里希那吉决定1975年的冬天不回印度，同时取消了罗马的年度访问，返回加州的马利布。
克里希那吉在11月10日从马利布寄了一封信给我。他当时住在玛丽？津巴乐斯特的家里。像个孩子一样，他问我：“你从德里写信告诉我，你接到我的长信大吃一惊。你所有的信中都没有说明什么事令你大吃一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回信告诉他，他的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已经放弃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我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澄清任何细节，因为第一个印象是最重要的。
紧急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压力和苦闷，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她变得愈来愈强悍，不愿意接受别人告诉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这是她首次失去与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触。她变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评，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政府官员都在越权，她还是无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开始认清人民的恐惧和愤怒。
就在那段时间我请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没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讲，她说：“我们绝对欢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说。”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么关心自由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对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于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达印度，他和我同住在乔治王大道一号寓所中。
10月27日七点三十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纱丽。其他的客人还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儿戴薇、她的孙女阿迪蒂——一名杰出而年轻的舞者、苏南达和帕马？帕瓦尔当，以及L。K。贾。英迪拉说按照旧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谈话，他们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谈到九点。
晚餐时她非常沉默，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的状况。阿秋对于紧急状态一直强烈反对，那天晚上他却很沉默，甚至有点冷酷无情。谈话的人只有L。K。贾和克里希那吉。一顿饭下来，克里希那吉没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知道她当时很脆弱，因此不愿意干扰她。
克里希那吉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于是开始讲起圣彼得和天堂的笑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则故事。一个时常做善事的有钱人死了，当他快要接近天堂时，遇到守门的彼得。这个富人亮出自己的身份，于是彼得对他说：“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大门，但是没有进入以前，你愿不愿意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富人说：“当然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