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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于1952年春天返回欧美。
五年来饱受羞辱与骨肉离散之苦，南迪妮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她承受着各方的压力：当她和孩子见面时，她的前夫总是摆出专横的态度；克里希那吉身边老一辈的人对她也不以为然。她得了致命的子宫颈癌，不得不飞往英国，接受紧急开刀治疗。
我拍了一份电报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没有任何回音，就像消失了一般。他和我们的关系已经终止，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他静谧的气息。它使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不幸的事件。
南迪妮在伦敦从医生那里获知自己得癌症的消息。她以极为平静的心情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她告诉我，当时她有一阵子几乎没有任何念头或感觉，内心一片寂静。后来她在旅馆房间里等候开刀时，还严重地出血。即使如此，她心中仍然没有什么念头，也没有恐惧、焦虑或担忧。她在开刀前夕打电话回孟买家中，充满温柔与关怀地问候她的孩子。
后来她告诉我，她在开刀的过程里，一直听到极为响亮的笑声。她并没有失去知觉，周围的事她都知道。她发现自己走在一片绿油油的野地里，微风吹拂着她，鸟儿在她的耳边歌唱。她始终觉得有股保护的力量在支持着她。这股力量并不想延续她的生命，而是不论生死都与她同在。这股力量，这静谧的气息，一直都护卫着医生的手术刀。
手术第二天，我陪在她的身边。当时有人告诉她，昨天替她开刀的医生突然中风，无法继续行医，因此有两天的时间，她都没有接受治疗。手术过后，无论她把身体转向哪一边，那股保护的力量都在她的左右上下。几天之后她在床上打坐，那静谧的气息进入了她的体内。有一天年轻的助理医师突然来到她的房间，看见她在打坐的模样，禁不住问她：“你是不是一位瑜伽师？”
犹如地底的泉水，虽然看不见，却充满着活力，南迪妮就这样延续了多年的生命。50年代她一直和母亲同住，她在邻近突然看到两名贫困的孤女，她们虽然和远房阿姨住在一起，却总是在大街上度日。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南迪妮便收养了这两名孤女，并且开始创办一个小小的育幼院。不久，她把这个学校迁移到附近的两个车库。邻居的孩子们很快便蜂拥而至，老师与帮手也自告奋勇前来工作，今天这个学校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名儿童。学校取名为巴阿南达，它为流浪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空间，否则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水泥地。沉默的南迪妮一直都是学校的焦点。孩子们围着她谈天，欢笑，玩耍。学校提供他们音乐、舞蹈、编织、绘画、语文、戏剧、科学与数学的课程。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巴阿南达终于成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一部分，而南迪妮也变成了基金会的一员。她自己的孩子，后来长大成人回到她的身边，带给她丰盛的爱与护持。
南迪妮和克里希那吉一直维持着深刻的友谊，当他回到印度时，她陪着他前往各个中心，他离开，她就以书信与他保持联系。如今头发已经花白，她仍旧纤弱，美丽，不为人知。
1952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决定参与浦那的一个小组讨论。罗？萨希布？帕瓦尔当负责安排一些朋友在维他瓦地聚会。自从1950年阿秋脱离社会党以后，他一直住在此地某山丘的一个小木屋里。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二部分
第16章 宗教情怀便产生了（2）
在维他瓦地参与讨论的朋友，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多佩施瓦卡尔在浦那大学教哲学。S。M。裘西是一位严峻正直的齐帕旺婆罗门，他是社会主义者，也是萨尔瓦？西瓦僧团的活跃分子。他和罗？萨希布？帕瓦尔当是至交，他们曾经和萨尔瓦？西瓦僧团的义工一起扎营工作。曼盖施？帕高卡是位诗人。杜尔嘉？巴瓦特则是一位瘦小而脸上多骨的女人，她是作家，也是人类学者，曾经和弗瑞尔？爱尔温一起在马蒂亚？帕拉戴施工作。她的肉体与心智都很强悍，从未结过婚，具有无穷的精力，十分关心印度的贫穷问题。她对罗？萨希布忠心耿耿。马哈瓦恰利、帕玛贝与桑吉瓦？罗也从马德拉斯赶来参与讨论。学者伊克巴？那林？古尔图来自瓦拉纳西，而L。V。巴韦则来自塔纳。我是其中的另一名女士。
罗？帕瓦尔当赞成我的加入，两年来他已经成为我的好友。他严峻的本质与我的背景及态度全然不同，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相应。我们彼此探讨有关美、艺术、西方的心智以及印度人的创造铸型。我首次和一位传统的婆罗门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接触。作为一位公仆的女儿，我的童年和传统并没有什么关联，而孟买的社交生活更是如此。
苏南达此时已嫁给罗与阿秋的弟弟帕马，她和南迪妮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会。她美得惊人，本质单纯又带点孩子气，再加上嫁给豪门做媳妇，罗很难相信她是认真的。不过罗还是请苏南达前来照顾克的衣食所需。这里的生活极为简朴，房间狭小，缺乏舒适的设备。
被排除在讨论会之外，苏南达心里很难受，克里希那吉感觉到她的不悦，对她特别温暖。他时常与她长谈，漫步于树林间。他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讨论进行了一个多礼拜。每天早晚我们都聚集在维他瓦地。克这次应对的大多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工，因此讨论一直在贫穷与社会工作的主题之间来回激荡。如此贫穷的国家，关心这个主题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与会者毕竟都是上智之人，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内心的矛盾、冲动与不圆满才是障碍所在。克以无穷的耐心逐步深入探讨心智的本质、社会工作、思想与思想者以及空寂等主题。他告诉这些社会主义者，衣、食、住、行的问题永远无法靠理论来解决，人类必须如实处理民生所需，而不该用它来满足心理上的意图。虽然这些顽固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把自己紧拴在栖木上，但是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
周末一到，我们各自离去。与会成员除了帕瓦尔当兄弟、弗莱德曼、我及克的通神学会老友之外，全都解散，不过讨论的内涵在那些强硬的社会主义者的心中已经造成明显的冲击。多佩施瓦卡尔教授后来写了好几本书讨论克里希那吉的教诲。数年之后，S。M。裘西也告诉我，自从1934年以来，印度的社会主义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及其辩证法的支配，马克思变成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光点。他们并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一旦应用于印度的环境，根本缺乏应有的基础。
S。M。裘西说，他的社会关怀一直都放在人类的才干是否能充分发展上，因此道德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元素。1949年社会主义者陷入了最深的困境与进退两难之局，然而，S。M。裘西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1944年至1945年之间他被捕入狱，有一阵子他感觉也许为达目的应该不择手段；但是他仍旧相当困惑。与克里希那吉的讨论，对他产生了解放的作用。他说：“讨论的内容帮我厘清了我对不公不义的认识，也帮助我面对困惑，认清真相。”
在维他瓦地参与讨论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情地全神贯注于观察之上。我观察自己心中生起的每一种感觉，每一个念头，也观察身外的每一个脸孔、叶片与石块。有一回我在维他瓦地附近的树林里独自散步，突然发现自己在狂奔。那是个寂静的傍晚，某只鸟的鸣声重叠在其他的鸟鸣声之上；蚊子的喃喃低语，蟋蟀的唧唧叫声，远方的说话声，我自己的心跳声，一波一波地涌进心田，尼姆、杜尔西及茉莉的香气也像强风一样袭卷着我。我漂浮在由各种色彩染成的大海中。菩提树活泼的绿意，无花果树的鲜绿，芒果树嫩芽的粉绿，仙人掌的淡绿，这些色彩与音声合成一体，充满着我的鼻孔、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和我的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株仙人掌前低泣，完全无法承受这春日傍晚惊人的能量。浓得像蜜一般的美感，存留在我的眼耳之中，长达几天之久。在全神贯注的观察之下，心中的美感便觉醒了；至于观察些什么，却并不重要。这美感的强度随着时日递减，然而觉知之门已由它接管，从此我的双眼很难得再有遗漏。
克里希那吉与拉嘉戈帕尔从维他瓦地赶往瑞希山谷。此时学校已经重新开放，由皮尔逊担任校长。他结集了一群热心的年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