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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而言，有善就有恶，而且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邪恶的能量一直在等着进入，因此需要随时警戒。“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在洞口等待老鼠的猫？观察心中的情绪也要像猫一样目不转睛。”
1982年的夏天，我在伦敦处理印度文化节的事务。我从伦敦前往布洛克伍德公园，与克里希那吉相处了一个星期。在某一次谈话中我们讨论具有洞见的心智。我们谈到印度人的心智和文化，我说道：“现代人的心智没有分量。”他回答：“人的心智必须具有古老的智慧，而不要把它肤浅地分成东方或西方。洞见能赋予心智一份力量。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心是坚强的，但是坚强的心是无法深入的。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半夜醒来，觉得脑子里正在进行巨大的活动。我觉得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舞动着。”
我问克里希那吉承不承认印度人的心智是特有的。印度人的内心也许跟西方人一样具有贪婪、嫉妒、愤怒，等等，但是这两者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却又有互补的作用。
克里希那吉说他在印度目睹了逐渐增长的物质主义。他问我：“今天的印度人关心的是什么？”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近年来印度的改变非常巨大，暴力事件愈来愈多，人们逐渐趋向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科技文化已经深入印度人的内心和周遭的环境。
克里希那吉问我东西方的心智基本上有什么不同，多少世纪以来，印度人的心智一直具有探索的能力，但是却缺乏转化抽象思考为具体行动的能力；西方人的心智则比较精确，它扎根在逻辑和推理之上，它注意的是外在环境的改变。克里希那吉说科技也许能让印度落实下来，但是他不认为思想有什么东西之分。“思想就是思想，也许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罢了。印度人的心智是不是比较喜欢向内追求？”
我说道：“是的。西方人的心智比较喜欢向外的活动，印度人则一直关心内在的领域。”
“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克里希那吉说。
“但是创造文化的一直都是极少数的人。文化是怎么产生的？”我问道。
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两种心智为什么会产生分界。克里希那吉说道：“气候，政治取向，以及对全世界的关怀，导致了西方人的发明能力。印度的古老文明则一向认为，宗教和内心的探索才是终极关怀。”
我说道：“不知从何时开始，西方人转向了外在的发现以及与自然的对谈，从其中产生了重要的科技发展。印度人也一直在和大自然对谈，但形式是不一样的。”
克问道：“你是说印度人比西方人更关心宗教？印度的传统一向认为了悟自性、了悟宇宙最高的法则才是最重要的。”
“印度人的心智特别敏捷，所以才开始向内探索，东西方的洞见是不同的。”我说道。
“东方一向把大疑之心视为宗教探索的基础，西方重视的则是信仰。”克说道。
“今天这两种文化都面临着危机。”我说。
“没错。人类的意识、文化都产生了危机。”克说。
“你认为意识和文化有分别吗？”我问道。
“它们是同一回事。”克里希那吉说。
“这个危机深植于人类的内心。人类因为感到不妥，才转向其他的文化。”
“我怀疑即使他们不再追求物质主义，他们还是有可能陷入迷信、浪漫的理想和对上师的崇拜。如果人类的意识出现危机，那么重点就在危机能不能解除，还是人类根本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局限？”
“外在的物质取向和内心的宗教探索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人类必须生存下去，这两者能不能结合？或者，人类的文化能不能包括这两者？”我说道。
“你所谓的文化是什么？”克问道。
“脑子包含的所有东西。”我回答。
“脑子的训练和改良，包括我们的行为、举止、关系的互动，和带领我们进入超越思想的境界的探索。我认为这就是文化。”克说道。
第42章 思想的局限（2）
“你认为探索属于文化的领域吗？文化难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吗？”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也可以超越它。”克说。
“可是就现存的情况来看，文化是个封闭的系统。”我说。
“什么是文化？”克问道。
“觉知，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思想、感觉、态度、感官的运作。你可以一直添加上去。”我说。
“还包括宗教、信仰、信念，等等。”
“其内容可以一直增加，但仍旧在某个范围之内。我们刚才谈到对真理的探寻，你能把它纳入文化的范围吗？”我问道。
克里希那吉说：“当然。脑子已经演化了数千年，经历过无数的痛苦与绝望。它想通过各种宗教的修行，来逃避自己的恐惧。这样的脑子能不能改变？能不能产生突变？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化。”
我问道：“除了脑子产生突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印度教徒在多少世纪以前就问过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外力可以改变人脑的局限。”克里希那吉说。
“这个力量或许能觉醒脑子里的某样东西？”我询问。
“转化有两种可能：一是依靠外在的能量，二是脑细胞自己的觉醒。”克里希那吉继续探索是否有外力能改变脑细胞的局限。
我仔细地聆听，深入观察内心的活动。“大自然的能量很少能接触到脑细胞，我们的障碍实在太多了；大自然的能量似乎永远也无法接触到我们的脑子。”
克里希那吉突然问道：“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探讨人类的文化能不能超越东西方的界分，而把人类的洞见全部收纳。洞见就是洞见，无所谓内在或外在。如果脑子是我们的工具，那么脑子就必须产生突变。”我说。
克里希那吉问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脑子能不能产生突变？或者受限的脑子能不能觉察自己的局限，然后安住在那个状态？我们永远都想有所作为，我想问的是，作为者与他的作为有任何不同吗？我知道我的脑子是受限的，我所有的行为和关系也都是受限的，我知道这些局限必须被打破，但是‘我’永远都在局限中活动。这个受限的‘我’和它的局限是无二无别的。”
“它以什么来观察自己？”
“它以自己的一部分来观察另一部分。”克里希那吉回答。
我说：“但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真相。”
“除了科技的领域之外，我们的传统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作为者有别于他的作为，因此局限才一直持续下去。然而我们一旦了解作为者就是他的作为，整个景象就改观了。”
“什么东西能停止这个分裂？”
“人类已经一成不变了上百万年，在心理上我们和过往一样原始。我们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多少，我们仍然自相残杀，追求权力、地位。我们是腐化的，到底什么能使人类改变？”
“洞见？”我探问。
“所谓的文化是不是在阻碍洞见？”克里希那吉问道。他说印度很少有人探索洞见，那些探索的人也只是在重复旧有的说法。“传统是僵死的东西。印度人一直和这僵死的东西生活在一起。在英国，传统的力量也很大。”
“西方只有少数人在科学上产生了伟大的洞见。”我说。
“没错，人类要如何才能突变？文化企图改变人类的行为，宗教强调戒杀，而人类仍旧杀生。宗教有各种赦令和惩戒，我们仍然做相反的事。”克里希那吉说。
“文化已经瓦解了。”
“这就是我想弄清楚的。文化是不是真的已经瓦解，而人类无法再依赖它们？因此现在的人类是迷失的？到底什么能带来脑细胞的突变？”克里希那吉显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到印度人的铸型和西方人的铸型也许不同，但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如何才能造成人类铸型的突变？”我问道。
“印度人的痛苦和西方人的痛苦是一样的，他们的绝望也是相同的。因此让我们忘掉东方和西方之分，而只是探寻什么东西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