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
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
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
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
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
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
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
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
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
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
“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
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
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
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
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
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
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
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
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
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
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
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
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
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
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
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
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
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
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
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
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
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
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
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
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
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
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
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
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
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
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
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
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
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
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
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
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
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
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
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
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
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
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
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
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
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
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
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
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
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
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
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
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
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
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
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
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
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
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
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 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
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
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
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
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
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
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
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
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
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
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
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
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
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