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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十，我常想，对于我来说，好的是什么？好的太多，夫君、孩子、父母、胞姐、朋友，都是好的，而且于我是最好的。他们将我的生命整个地充盈了，就像是植物的根，我是否繁茂在于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更关乎我是否繁茂。
很早就受维吉利亚。伍尔夫的教诲，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所谓自己的房间，在我的理解里就是不会被窥视的安全的地方。
写作这件事，其过程像一只瞎蚂蚁在爬一面墙，渺小、孤单、盲目、陡峭，任何一个人站在正在写作的我的背后，我都会芒刺在身。那种感觉不是恼，而是羞，羞得背心一阵阵发凉。写作时，我的房间总是关上的。其实，对于一个有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来说，这很不近情理；谁受得了一个回家嘭地关上门几个小时后才一付心力交瘁模样钻出来的老婆？女人的写作在家里是没有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夫君来说，与其“欣赏”你的一篇佳作，不如让你陪他看一场足球电视转播。我儿子有时候会猛敲我的门，让我出来和他玩。我理解他的不满。不是不内疚的。
维吉利亚。伍尔夫分析过几位英国女作家的写作境况。她说，乔治·爱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丁，是什么逼着她们统统去写小说？共同之处在于，一是没有孩子，二是只能在家庭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啊？真是难以理解。
简。奥斯丁的外甥回忆说，“她怎么能有这些成就真是惊人，因为她自己并没有书房可去。大部分的写作一定都是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完成的，遭受各种不相干的搅扰。她很小心不让佣人、客人，或是家庭以外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
有人说，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场所任何时侯任何心境里，都可以写作。
我是不行的。
我羡慕可以在咖啡馆里写作的人，一种做作的优美的凄伤的姿态。
朱天心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的主人公是个在咖啡馆写作的家伙。这个家伙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在离开起码的学校教育之后到三十五岁这段时间里，全都在鬼混，“做做不重要的工作，书店小职员、小电报员、地方小报的记者……三不五时写些不成熟的作品，不结婚，不做其他人们在同年纪该做的事，美国的净在巴黎或远东鬼混，欧洲的混到苏俄或非洲去，拉丁美洲的混到西班牙，西班牙的混到墨西哥……”于是，朱天文笔下的这个家伙放心地鬼混着，凭着其绝对会终成大器的自信。他成天呆在咖啡馆里，因各个咖啡馆不同的气氛操纵着一篇篇风格各异的小说。至于说他为什么要选择咖啡馆，他如此说：
“像很多古今中外的中外作者一样，我很习惯在咖啡馆里写作，别人的理由我不很清楚也不尽赞同，例如我听过的理由有，一名女同业抱怨家里有太多的零食、有太舒服的床、有太好玩的小孩；也有人极富骨气的说，只身在外，可避免一遇写作难关时，忍不住求救于四壁书柜上的列祖列宗们；也有较具积极意义的说，咖啡馆堪称为众生相的缩影，便于作者观察及偷窥窃听；也有的仅仅想仿效巴尔扎克的日饮咖啡十数杯才能有灵感……我的理由却极其简单，每天朝九晚五的去咖啡馆写作，便于至今仍无法接受我以写作为业的老母，不必向邻居解释我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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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房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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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鬼混的理由和去咖啡馆写作的理由而喜欢朱天心笔下的这个家伙。
我也想鬼混，但拖家带口又具备一点起码的责任心；我也想去咖啡馆写作，而且可以去，但是，我在那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丧失了在我的房间这个梦想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写作的去处和姿态。至于说有的同业所描述的，带着笔记本电脑开车到树林山坡上去写，或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深山古刹里憋一部长篇等等，这类事情，在我是连做梦也梦不到的。我是一个惯于呼吸着城市的暮气尘埃来决定一切的人。
199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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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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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文章里好几次引用或篡改过D·H·劳伦斯的一句话，“我身体中最优秀的男性在爱着你。”初初看到这句话，甚为惊艳。后来发现，他时不时要用同样的句式来说话，比如，“也许那时因我身体中的僧侣般的人物在起作用”；比如“我身体中的孩子……”。虽然这个句式不具备我开初以为的唯一性了，但还是觉得好。他是对的，他说出了一个道理：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另外的自己，他们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候跳出来，把我们以为的那个自己吓一大跳。但这些个另外的自己是否可以彻底覆盖我们，那就得因人而异了。
领受劳伦斯身体中最优秀的男性爱慕的女人叫弗莉达，一个德国贵族的女儿。她31岁前的生活原本是这样的：侨居伦敦，嫁一大学教授，生养了三个孩子。她自己说，“我的婚姻看上去是美满的。不管怎么说，普通女人想得到的我都有了。”但一切都变了。一个26岁的矿工的儿子，一个在写着小说但还毫无名气的作家，“身材瘦削，两腿修长，步履轻盈，动作敏捷”地来到弗莉达的家，原本是想讨教她丈夫一些问题，却和弗莉达攀谈起来。谈话中，他严厉地批判了女人，那种严厉过分得让弗莉达笑了起来。过了几天，他写信来说“你是全英国最令人赞叹的女人。”
两人认识6个星期后，弗莉达抛下了一切，跟劳伦斯私奔了。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初的举动，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理解，她只是觉得当时受到了比她自身更强大的力量的牵引。她清楚地记得私奔的那天，“悲痛得头晕目眩，神情恍惚”；从此以后，她跟着那个比她小五岁的男人浪迹天涯，再也没有分开，一直到将这个男人亲手埋葬。
这个让人无言以对的故事，写在弗莉达的《不是我，而是风》这本书里。这个书名甚至比书本身还要有生命力，很多人的很多文字都在引用。去年我看到国内一场时装表演秀也用这个句式命名，“不是我，而是风”。这个句式对于一个事后解释命运这个概念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更是一个绝妙的遁词。
遁词是什么？永远？多么令人厌恶的词汇。这是人类的遁词。这也是她的遁词。世间的著名遁词还有：献身、幸福、悲伤、痛苦……。她没有提到一个最关键的词，自私。虽然自私也很辛苦。进入遁词和脱离遁词，一样的辛苦。
《不是我，而是风》里，基本上没有提到被她抛弃的前夫，这可以理解；但也基本上没有提到被她抛弃的三个孩子是如何长大的。她的孩子出场时已经成人，与她和劳伦斯的几次短暂相聚相处融洽。她为什么在文字里回避孩子？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好在她对她的行为和一生有一个看似满意的结论，她从她的角度说出了一段很棒的无懈可击的话：“我想到，人在栅栏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栅栏，就想仅此就挺好。但是当一旦从那个栅栏中出来，知道世界是多么广阔时，就会悟道，栅栏只不过是栅栏而已。其实，所有难以逾越的栅栏都是可以逾越的。然而对于安心于栅栏内的人来说，就不存在栅栏的问题，也不存在有个更大的世界的问题。”
是的，她从她的角度讲话。不过，她可能没有想到，栅栏这个概念只是对于受困于栅栏的人有用；对于有些人来说，并不存在栅栏这个东西，无论他们活在哪种境况中，他们的内心都是广阔的。他们根本不需要在生活中做出一个逾越的姿势，他们生来是鸟，有翅膀。这些鸟人，是长脚的人难以想象的。
有意思的是，弗莉达的确没有白跟劳伦斯那么多年，对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的口吻里都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嘉许和一种令人莞尔的优越感，仿佛他们的身体中有个真理的化身在说话。这是旁人看到的他们的栅栏。
2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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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糖和砒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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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少女毛特·岗第一次出现在24岁的叶芝面前时，苹果花这个意象就诞生并启动了，从此伴随了叶芝的一生。在叶芝本人及其友人的回忆录中，那个致命的春日都同样的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