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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段时间想重读三毛，想重温这个于我的青春期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作家，我想，总有一个新的层面会呈现出来。可是，我实在是读不下去，连十页也读不下去。 我明白了所谓作家的天真和幼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可以伴随读者一生， 后者只能在一个阶段结识，错过了就一定错过了。三毛是个幼稚的作家，一个幼稚的但让我终生感谢的作家。
杜拉斯是可以让我一直读下去的，只要我拒绝中毒。她自己就是一个分泌绝望毒液的城市，是令人事后难堪的欲望之夜。我想，我也许有能力拒绝中毒，因为我已经爱她而不是迷恋她。
她自己说，“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
她还有一句准确但不妙的话，“作品穿过一切，哪怕门是关的。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我很不喜欢这句话，但是，我偏偏是这句话所挑中的读者之一。
199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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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伤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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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两句说明她的暴力倾向的话。“杀人的欲望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数。”“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种坦言自己的暴力倾向的女作家是罕见的。她也无法不坦言，因为这是她作品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作家和评论家难能可贵地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摧毁的欲望往往是她的内核，与大多数男作家的建设的理想大相径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杜拉斯是前者。在用写作阻挡暴力倾向的过程中，杜拉斯是个自始至终十分愤怒的女人，但是，她得到了文学的支持，这简直是个奇迹。文学史上有很多因愤怒而被毁掉的作者，他们那本该获得巨大声名的才华被他们的义愤填膺给撕碎了。有句话是“愤怒出诗人”，在我理解里，这种“诗人”是时代的诗人不是文学的诗人。
到底是什么使得杜拉斯的愤怒获得了文学的支持？是她的哀伤；是“对出产芒果的土地、南方黑色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说不清楚的从属”所带来的哀伤，是生命本质上的哀伤。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之上的，她最初的坍塌，在我看来，是源自母爱的缺损。
杜拉斯的母亲是所有了解她作品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形象。一个可敬（如果说她顽强）可怖（如果说她偏执）的女人，一个居住在印度支那的贫穷的古怪的法国寡妇。母亲一生都对她那歹徒似的大儿子充满了“强烈而又邪恶”的爱，把二儿子和小女儿的生命置于黑色的阴影之下。杜拉斯一辈子在她的作品中说了无计其数的谎言，但我始终相信，之所以她能这么花哨又这么深刻，是因为对母爱的渴望而不得。杜拉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有杀死她大哥的欲望，为她的小哥哥，也为她自己。
可是，杜拉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从来没有获得母亲的青睐。就在母亲临死之前，她只是召唤她一直鬼混的长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杜拉斯写道，“我看到他们哭着吻抱在一起，对将要分开感到十分难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她想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里只有两个人的位置。
这不能不减弱我对她的爱。”
这个临终告别是我读到（或看到）的最为哀伤的场景。在渴望母爱几乎一生之后，却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这一点，我可以原谅杜拉斯所有的怪戾之气。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人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垮掉，就像杜拉斯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所做的一切那样。
我设身处地思考，谁不爱我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但我的父母不能不爱我，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如果我遭遇到一种违背天理的生活，我能怎么让自己活下去？我想，我当然会有暴力的欲望，并且，用一种方式，比如写作，来艰难地阻挡这种欲望。
居然，就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入口来进入光怪陆离的杜拉斯。我爱杜拉斯其实就是爱她那无药可救的哀伤。看她的照片，从少女的清灵玲珑到老妇的辛辣苍凉，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得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
19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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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中女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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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米歇尔·芒索两个法国女作家之间有着长达三十多年的友情，她们比邻而居，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互通有无。杜拉斯曾对芒索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但很符合杜拉斯一贯的用词刁钻的特点。她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心理”上的需要，而是说“地理”上的需要，那意思就如同两个邻国之间的相处，因为地理上决定了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友好邻邦”是双方明智的也是必须的选择。
但是，杜拉斯和芒索还是闹翻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关于这场纠纷的芒索的说法。她在杜拉斯去世后写了一本《闺中女友》，里面说到杜拉斯是如何和她翻脸的。那是因为芒索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到了杜拉斯的年龄，说她是七十岁的人。杜拉斯指责芒索透露她的隐私。芒索辩解说，“可是，你的出生日期现在出现在法语书中，出现在所有的词典中……”。杜拉斯打断她的话，“这你用不着说。你利用我卖你的书。”
《闺中女友》一书的中文译者胡晓跃当面采访过芒索，谈到这个问题时，芒索说，“闹翻？我们并没有闹翻，而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睬我。”芒索说，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多年的友谊，是因为芒索太了解她了，太接近她了。当她意识到内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发现，她本能地做出自卫。
我想，芒索是不是“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这是我们读者不能判断的。但是，芒索有一点也许分析得不错，杜拉斯的确可能是找茬儿和她闹翻的，至于说为了什么而闹翻对杜拉斯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要和这个太了解自己的人闹翻。
说实话，女人的友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女人和女人做朋友当然比较知心，因为同样的性别，同样因性别带来的困境，那么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视角也就比较一致。这种一致容易引起同感，但也容易在同感中陷溺。陷溺之后会觉得虚弱、不安。女人希望另一个女人特别了解自己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不希望的。
女人如果同男人做朋友，从互补的角度讲当然很好，他们会给女人一种自身性别所缺乏的特质，比如审慎、果敢、去除枝蔓直奔主题什么的。但是，他们是男人，哪里能够明白女人那颗纠缠纷乱的心，跟他们做朋友，经常会有一种做不到点子上的感觉。我有一些男性朋友，跟他们，只能讲道理，不能谈心事。
其实，道理可以不讲，因为道理谁都明白；但心事总要讲讲的，因为心事讲了也白讲。所以，女人还是要和女人做朋友。
但是，女人的友谊是有条件的，在同一境况下，在经济条件、情感遭遇、工作业绩彼此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气息比较吻合，女人之间是很亲密的，亲密得会让彼此都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一旦哪一块开始发生变化，女人的心态也就跟着失衡了。绝对一点说，一个幸福的女人和一个痛苦的女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再绝对点说，一个痛苦的女人甚至不能和一个不那么痛苦的女人在一起。
在芒索和杜拉斯之间，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杜拉斯因《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并获得世界声誉之后，她在文学地位上和芒索有了巨大的距离。在此之前，杜拉斯也算有名，但那只是一种圈内的名气，还不算是公众名人。对于杜拉斯的成功，芒索在她的著作中表示出一种全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