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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
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
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
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
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
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
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
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
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
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
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
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
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7 啊——“同志”
一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1300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
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
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
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
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
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
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
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
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
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
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
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
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
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
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
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
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
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