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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白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己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处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于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这几位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错——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
“大食国王”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仪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出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夹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即以朋友而论，他也是绝对的，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著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还是壮年的1965年，也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该片的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像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才气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还是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碧庐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者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远去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