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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这对于一个1937年入党、出生入死地同敌人斗争的老革命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但伯永同志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三面红旗”给农村造成大饥饿，他将自己仅有的几斤粮票几元钱，让给老区的革命群众，而自己却挖树根、吃野菜。如此日复一日，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
当时那些搞运动的，既然可以这样对待老干部，对于我们这批小青年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下乡劳动前，只在一个大会上听到对我的处分：取消职务、级别、工资，关系留在机关，靠稿费生活，下乡监督劳动。到了乡下，才听旁的右派说，他们都看到过自己的“处分决定”，而我事先只听过这寥寥数语的“宣判”。当时农民劳动有工分，我劳动不能记工分，至于靠稿费生活，那更加是神话了。这种“自费改造”的生涯自然无法久拖，我为了争取摘帽、弄口饭吃，不得不违心地按那个报纸的口径来“检查”自己。但不论我怎么检查，上面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未触及要害”。我想我已按他们的调子，一直“检查”到“篡党夺权”的份儿上了，还有什么更“要害”的东西呢？于是便不断地往纲上线上爬，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问他们“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被批为“摸底”。直到1979年，我收到了“改正决定”复印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处分决定”上的罪状，仅仅是一篇揭发某些领导干部强占文联办公用房的杂文，以及两篇从未被批判过的短文。我后来才知道，这三篇小文章曾有幸“再发表”于省委宣传部编的《反右派斗争参考资料》一书上。而那些当年在会上报上强加给我的种种极其可怕的罪名，倒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想起，运动期间，我面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罪名，实在忍无可忍，加以当时年轻不懂事，我竟去找反右领导小组，据理力争。对方当时一言不发，事后倒也没把这些纯属臆造的事往“处分决定”上写。但是，当时我的右派帽子早已戴定，并且屡屡在报章上公布，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便从我著作中随便抓了三篇短文来凑数。但这三篇短文是什么性质的呢？“改正决定”说，它们“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些内容还是好的”。看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将“处分决定”给我本人看的原因了。
这种儿戏现象，也不仅仅对“右派”为然，对其他人也一样。省文联有一位重庆《新华日报》报童出身的同志，仅仅因为脱口说了“右派同志”一词，便立即在党内受处分，并终生下放。还有一位画家，当突然被宣布下放劳动时嘟哝了一句“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担任过浙南特别旅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他如果能像我们这样幸存下来，一定能向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70年代末，我曾与人一道把怕永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期间发表的作品，编成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他的长篇小说初稿《飞云江上》，则我始终只闻其名而未一见，看来此书已不可能面世了。
伯永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献给了浙江人民尤其是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屡战屡胜。但是，他虽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避九死得一生，却不能在和平环境中避开无形的子弹。他为流言所中，为罗织所害，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
幸而今日中国，“左”祸日远，局面大变。当我在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写这篇文章时，临窗树木，新叶簇发，如绿眉，如青钱，生机勃勃。为了警惕“左”祸，我们应把往事告诉后人。先哲说：“前者不忘，后事之师。”外国的革命家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让我们反复重温并永远记住这两句话吧！
1997年3月于杭州
“二流堂”奇冤大案
作者：吴祖光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上海滩》月刊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写。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最后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结果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上面这首七言律诗作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于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坦诚快乐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了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叫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了惊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