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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那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不影响全局，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至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快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于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儿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解释，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她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琢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