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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琳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三十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很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平时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