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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一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未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陆定一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了、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陆定一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陆定一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陆定一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陆定一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陆定一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陆定一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