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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