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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沐浴着党的温暖的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也一再叮嘱我凡事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某某就从后面追上米，一把拽住我，很得怠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同学们一片哄笑。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但也只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回家。奇怪，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我心里直纳闷。回家后我也不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过了几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公务员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神经怎么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到头来反而成了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转眼就要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弟妹们也都回家了。母亲心境不好，小妹妹常常哭闹，搅得大家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今年春节究竟怎么度过，我连想也不敢想。可就在过年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他对我说：“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他们越不叫咱们过个好年，咱们就越不能伤心。你向妈妈要些钱，买些好的鞭炮、礼花，全家到我这里来好好过个年。”
除夕之夜，妈妈果然买了不少好吃的，她把弟弟妹妹们也都带来了。我们全家七口人就挤在父亲被隔离的小屋里，用取暖的煤炉烧了几个菜。父亲似乎很高兴，喝了些酒，话也多起来。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旧时过年的种种习俗。我望着他毛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我默默地想，如果他是自由的，今年家中一定会来不少亲朋，他一定更开心、更精神，也会讲更多有趣的故事。
年夜饭吃完，父亲让我拿出买来的鞭炮、礼花，大家一起来到屋前的小院子里，连看守父亲的公务员康书太、小刘也高兴地看我们放炮。大弟弟万全放了几个二踢脚，“砰——啪”，几声爆竹一响，立刻给寂静的小院子里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父亲用香烟点燃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满院子都炸开了，弟妹们又是拍手又是笑，快活极了。随后父亲开始燃放礼花，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泥菩萨礼花，点燃之后，“嗞”的一声，一串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火线火点飞上天去，煞是耀眼好看，连住在附近的萧殷一家也出来看了。火光中我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眼镜后面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内中透露出的不可言状的苦楚，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这个苦中作乐的年，过得很愉快，多少冲走了些当时不幸的气氛，所以时过多年，我还时时想起它。
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带弟妹回灯市口上班，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清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作协卫生室看病，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他的痛苦。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极力用手按着肚子，这样稍微好忍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气。谁想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老师告诉我，母亲去合作总社听报告去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替我着急，就一个人忍着痛再向第四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谁也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对医生说：“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来，电话是5局1225。”
大约四五点钟，作协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卫生室的女护士，我认识，另一个男同志我没见过。他们代表父亲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护士阿姨劝我不要害怕，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快就会好的。我心里一热，几乎淌下泪来，自从父亲被隔离后，我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的时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好刀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小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十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就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签字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真有些太叫人伤心了。还好，解放初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宽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带给下一代人心灵上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