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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稿两篇，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经由谢澹如抄出，以《方志敏自传》为书名在上海铅印过一次。当时，谢澹如担心兵燹毁灭烈士遗文，为了使它留传后世，就擅自将它付印了，同时还印了由他保存的瞿秋白的《乱弹》。这次付印，是否有技术上的改动，不得而知，但即使有改动，当时冯雪峰在白区身陷囹圄，不可能与闻其事。
四、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冯雪峰主持其事。这个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排印本，的确作了删节。前面删了两千来字，是叙述祥松在囚室中如何为友人写信，后面删去了照应前面开篇的几百字。被删的文字小说成分居多，烈士很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这样写的。据王士菁所引冯雪峰1951年10月15日写给他的信说，作这样的删节，当时完全是按组织程序办的，是“经中央同志看过，商量之后才如此决定的”，不是擅作主张。夏衍所指的很可能是这一件事。很显然，如果指的是这件事，在时间上就大有出人。1943年怎能预见到1951年发生的这件具体事？再说这件事是按组织程序办的，周总理怎能投夏衍之所好来横加指责呢？
夏衍的记忆力也许是不错的，他的确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如果我们不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他提供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关冯雪峰的资料，其中不少的可靠程度是颇令人怀疑的，所以他的有关文章一发表，辩正的文章就会接踵而来。这是否像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有点感情激动”了的缘故？
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也还有人在。以致冯雪峰的传记很难写，不断地横生枝节。
冯乃超生前向楼适夷说了一个故事：
8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座谈会。与会的不少是“左联”成员、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冯乃超也在座。
一位老作家忽然记起了夏衍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引经据典地说：“冯雪峰在重庆，一直住在叛徒姚蓬子家里，光凭这一点，就说明冯雪峰不是个好东西！”
冯乃超应声质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位老作家傻了眼，不得不语塞地承认：“不——知——道。”
冯乃超近乎训斥地说：“告诉你，我知道！这是董必武同志的主意，叫我负责的，我亲自陪他去的，是组织为了保护他。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不知道还要瞎说，我就要出来说话了！”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元老，与冯雪峰不同宗，不同派。他之所以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明他对纠缠文艺界几十年的宗派主义已极端厌恶。看来，文艺界绝大多数人，包括受害者和曾经加害于人者，都能正确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同志1960年春节向文艺界同志说的“忘掉过去，咸与更新”，是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
四
在批判冯雪峰的运动中，根据上面的安排，冯雪峰所工作生活过的、群众对他最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配合作战”，“主战场”安排在中国作协。有关对他的斗争部署，批判的内容，如何定性，如何办理手续等等，当时该社整风领导小组（除王任叔未及核实情况外）都不得而知。是人文社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力量吗？显然不是。当时，该社的职工中，有好几个是20年代的老党员，有活跃于“左联”时期的“左联”成员，有鲁迅生前的友好，有冯雪峰的老同事。这些干部，有的来自革命根据地，有的曾斗争在白区。在编辑队伍中，有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当然还有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公务员。这些人对冯雪峰的一生情况，可以充当活证人，可以说这个队伍的力量相当雄厚。然而他们却只能“配合作战”，只能奉命行事。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通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时，只是附带提到了冯雪峰的名字，并未给他扣任何帽子。这日早晨，社内有人听到了广播，来社上班时，就传开了。全社为之哗然，痛哭流涕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呆若木鸡者有之，痛斥传播消息为造谣惑众者有之。可是，当日《人民日报》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当日上午举行的社内大会还需大家对冯雪峰进行揭发批判。这样的会在社内共举行了八次。大多数会议是该社领导小组奉命安排的，有些会议则由文化部派出副部长级干部前来督阵。冯雪峰有时到会，大部分是缺席“审判”。
为了要给“主战场”的作协党组会议提供炮弹，该社奉命每次会都得给上级写出“情况反映”。从这些“情况反映”中，我们倒可看出冯雪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妨摘录在此（摘录时，已将人名略去）。当然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需要而写的，读者自可鉴别。
一、大吃一惊以后：
8月7日上午大会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吃一惊。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呆立不语，少数人在早上听到广播，但以为听错。某某到社曾提起此事，同志们斥她造谣。而在大吃一惊之后，就各有各的反映。
1．恍然大悟，不足为奇
2．伤心落泪，感叹惋惜
有不少同志听到此事后，整个上午安不下心来。有些人甚至伤心落泪，有人感到冯平日在文艺界威望甚高，如何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实在为他惋惜。但伤心之人虽不少，却也有几种情况：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