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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文艺界”——这倒合乎形式逻辑。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冯雪峰代鲁迅写”或“假鲁迅名义写”是否合乎事实。当时慷慨激昂批判冯雪峰的人，都没有去“查对核实”过，虽然周扬、邵荃麟等说已经看过，“原稿是冯雪峰的，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只是为了煽动需要而编造的。要“查对核实”也很容易，周扬知道，会上许广平也提醒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连续休会三天。说《答徐》信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的周扬，忽然想到了去“查对核实”。21日，他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与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这原稿，周扬是否给作协党组、给批判冯雪峰的中心发言人看过或说过，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参与批判冯雪峰决策的同志，在1986年3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说到过一件事：当他被“四人帮”迫害而“流放”在外地时，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的情况：“这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写的，而且写了两三天”（按鲁迅自说是“花了四天工夫”）。这使他“很震动”，他为此做了许多猜测，待他得到自由后，就给周建人去信，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时，他才认识到1957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由此可见，周扬的调查结果，也许是秘而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因为这结论的前提条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的，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都建立在这个他们虚拟的前提条件之上。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可是检查的口径还是邵荃麟布置的那样，即“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为此，他多次找邵荃麟。他回忆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邵荃麟是冯雪峰的老朋友，周扬安排他来做冯雪峰的说服工作，是很合适的。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虽然冯雪峰也据理力争过，指出它逻辑的荒谬，但还是取得了相当效果的。据牛汉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邵荃麟在说服冯雪峰时，也可能是说服者为了成全朋友又便于向上交差，也可能是蓄意为之而做的一笔不准备兑现的政治交易。据牛汉回忆，1958年冯雪峰案了结而冯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已被“说服”的过程。其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入，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正当他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这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与闻其事（王任叔已去世，无法核实），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
1958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