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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泽东做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周扬在“文革”结束后回到社科院，有一次在安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嘛！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出陆定一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周扬这么做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尽管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事情有当时的大背景，周扬却没有因此推卸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能这样做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也说明他是一个服从真理的学者，而且他作检查和道歉也不是不冒一点风险的，那时在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阻碍他改正错误。
我还认为他在“文革”前在中宣部所犯的错误，在不同的事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说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要掌握真理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作具体分析，不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在这里想再一次声明，我说的有些话并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表述自己的一些认识，更多的是有一些疑问，我写的目的也是提高自己的认识，希望不吝指教。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千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空气，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四十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十几条，后来成了八条，我知道这是在周扬主持下搞的。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年至1957年他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太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春，在广州同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讨论第二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还有一个是讨论戏曲电影等工作。这两个会议受到周恩来、陈毅的特别关注，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个主张得到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人的肯定。广州文艺工作方面的会，是一个在党的文艺工作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周扬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1961至1962年春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时间很短，广州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被否定了。
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稿子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天津小站搞社教，这是不对的。去小站是陈伯达的事，周扬并未参加。他去天津名义上是研究青年的问题，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革”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而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革”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义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两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扬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扬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选自《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为冯雪峰带诬
作者：牛汉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