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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6月19日，这篇讲话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人们发现增加了“六条标准”，并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大段话，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的反右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周公当时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作检讨才勉强过关，刚好又赶上整风反右，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是两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惟一伤了感情的一次争论。父亲的话分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俩后来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做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父亲“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亲原意的批判：如父亲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吴某某教授年轻时曾受到父亲的帮助和提携，当时却积极地斗争他。父亲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此教授则加以演绎，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更有甚者，父亲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某某，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六、从民主人士到极右分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身份，在各小组内接受无休止的斗争乃至谩骂，违心地作屈辱的检讨。父亲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他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逐条辩驳了强加的种种罪名。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办法，但对部长级还没用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有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并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连斗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闻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