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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给她开药，说她是“右派老婆”。后来医务室来了一位段联琪大夫，深入车间了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状况，就对潘雪媛说：
“潘师傅，你以后回家休息或没有假条了，你不要先急于上班。你先上医务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
不但如此，段大夫还向车间的班组长们说：“潘师傅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以后要再来上班，你们叫她先上我这儿来，可不能再让她动不动就晕倒了。这车间里满地都是三角铁，一旦晕倒了头跌在三角铁上，那可就危险了！”
在段大夫的如此关照下，雪媛一度能够坚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过后，她又一次在车间摇臂钻上打眼时晕倒了，被徒弟们用板车送回家，而且数这一次病重。
当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垠的荒漠中时，我的心似乎一下从胸膛沉落到肚脐眼，并不禁喃喃自语：
“我不去解救他们谁去？！”
经说明情由，在那个四周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仍然是那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与人情味的管教干事邢凤舞，帮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绿灯。
1978年春节临近，我外穿当年与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时穿过的已补得看不出原来质地的破呢子衣服，内穿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带着第三次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伤势，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声呼叫“雪媛，我回来了”的时候，面色青黄的雪媛却静静地躺在床上，痴迷迷地向我直瞪着双眼，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人。
看样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两个孩子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棉裤，两眼汪汪地直流泪。
我早从雪媛的信中得知，尽管她们姐妹俩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而一直当不了红小兵。
诸如此类的绝情悻理的举措，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遥！我再也忍不住两眶悲泪！
七
这时，在我的苏北故土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十分伤怀的：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为我不能再给她以经济援助而去世之后，在我的那个年仅二十在小学代课的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的侄儿，因当地政府不愿为他花费招待上峰吃顿饭的钱动一下手术而看着他活活地死去之后，我的老母也在不断思念我的贫苦中长辞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某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带头喊，陈某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头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
陈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的一个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那吊着几十斤重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个高抬“伟大旗手江青”而无恶不作的陈某，照样逍遥自在地当他的小镇干部，无人追究！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难，迫使我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我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切生活费用，几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处境略好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儿侄女们支援。
我上访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访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同时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由我国驻法国大使岗位上调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写了信。
据说这位有胆有识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然而这个复查办公室竟有人说：“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后来在频频上访的过程中我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起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34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把话带到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反而是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轮番出台。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兜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还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很快，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几位教师，请到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灰砖小楼，与他们研究起草一篇文章。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而且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