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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
“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
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
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
“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
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
“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
“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济安给我们寄来的几十块钱，去家具店买来两块铺板，用其中的一块给为伟支了一张小床，用另一块加上原来的碎木板条支了张大床，支床的全部都是砖头。我又用一只破木箱钉上一块塑料纱窗布做了个小碗柜，再用几根木棍和一块比较坚硬的一面光的马粪纸钉了张小饭桌。这样一家人可以坐在小凳上吃饭，不必再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凑合着。一些书籍，就用木板兜吊在墙上的铁钉上。
这样一个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雪媛却感到很满足：“不比《上海屋檐下》的那些住房差！”
假期满了，我该回太原劳改队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车晚上10点开。雪媛抱着小晋京，我搀着为伟，从“又一顺”饭庄北沿的参政胡同东口来到了西单，坐1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火车站。
从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时，雪媛和孩子们都走这条路线，把我送到西单的10路汽车站。
晋京长到两岁多，能跑会说了，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以为我就是坐10路车去北京站那儿上班的。每当看到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下班回家，与自己的孩子亲亲热热，她都触景生情地想念我这个“爸爸”。
于是她老问她妈：
“人家小鸽子爸爸又回家了，我们的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呢？”
终于，这孩子想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想得近乎发疯。每天从工厂托儿所回家时，她都站在家门口向院子大门外守望，有时就站到院门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时还伤心地哭着对她妈妈喊：
“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喊哑了嗓子流干了泪。
一天，她妈领着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饭店附近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往里面投了一封给我的信，顺便对她说：
“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这信就是寄给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给你身上贴张邮票，把你也寄给爸爸好不好？”
这孩子绕着邮筒转了一圈，还用小手在邮筒上摸了摸，摇摇头说：“在里面会出不来气。”
她妈开心地笑了：“说得对，不能把你放在邮筒里。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车。”
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以后再当我回来探亲，又坐10路车去北京站时，这孩子都在西单10路车站台上嚎陶大哭，边哭边喊：“爸爸，爸爸……”挣扎着要跟汽车跑。
车子走远了。她妈才连拉带拽地拉着她和她姐往回走。走进“又一顺”北边的那条夜深人静的细胡同里，母女三人才抱头痛哭……
六
把晋京拉扯到上学，雪媛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师傅在摇臂钻上给洗衣机用的珐琅盘打眼，没夹紧，让潘雪媛在一边用手紧扶着。待飞速转动的钻头落下时，这个珐琅盘突然也跟着飞了起来，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当时她只觉得疼了一下，继续干活。当别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连忙惊呼“怎么啦，怎么啦”，她才捞起袖管一看，右臂被打开了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袖管已经湿乎乎的了。
车间内的班长也惊住了，叫她赶快到医院瞧瞧去。雪媛说：“不用，没事。”别人说：“血流得袖管都湿了，还能不去医院？”
这样，她才去了二龙路医院，消毒，粘上了一块封闭伤口的胶布。医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当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各种误工一超过三天，两块钱的奖金就没有了。
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轮着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个好觉，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吵吵闹闹，没法睡。等上完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凌晨回家时，只觉得路灯的灯光是黄蒙蒙的，路边的树影儿在地上不停地晃动，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脚低一脚。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摇臂钻上打眼就晕倒了。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车把她拉到二龙路医院抢救，然后再把她送回家。
从此她在班上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咯咚一声就晕倒了，晕得人事不省。
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