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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①的积木场，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北京。
①离最近的火车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
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