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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
当时，北京的一些电影院正放日本影片《箱根风云录》，李定国的大字报就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
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
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
大字报的正文是：
话说丁酉年间①，在新北京某一大院内，有一“百家楼”。此楼位
①即1957年。
于大院中央，于合作社之左，于门诊部之右，其前有灯光球场，其后有大
院礼堂。诸建筑物相互衬托，显得巍峨而壮观。
且说此楼上下，行业繁多，人员复杂！有行政办公者，有编辑报章者，
有理发修面者，有沐浴冲洗者，加之楼上左中两厅聚居60余人。综揽其所
有，共百余人，故此得名“百家楼”。
笔者不言各行各业之昌衰，单表楼上聚居之“盛况”，不乏嘈杂拥挤，
不得安宁；一人小恙，百家传染，哀不胜哀哉！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洪学智、政委余秋里都赶来观看。“反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一顶“右”字号桂冠扣到了李定国的头上，他因此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四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派”的趣闻。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说，有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在“五间房”的一群人中，虽然极少有这种糊里糊涂地被划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说，在“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这样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