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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