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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而且不仅在罗马，在差不多整整半个地球上，哪儿的人们变得驯服了，或者将要变得
驯服了，那儿的人们就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稣，向渔夫彼
得，向地毯匠保罗，向玛丽亚，那个起初被称为耶稣的人的母亲）。这真是奇怪，罗马无疑
是战败了。的确，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
苏。罗马就像一个假死苏醒的人一样在那座新建的犹太式罗马城的重压下面蠢动起来，那新
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
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
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
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从此，欧洲最后的政治
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
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嚣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
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
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
怕的担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橡最后一个路标才指
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这个跚跚来迟的人，他具体地体现了高贵
理想自身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思考，问题究竟何在：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
十七
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
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
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
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
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
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
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
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
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
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
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
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
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
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
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
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
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
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
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
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
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
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
定各种价值的档次。
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它
一
豢养一种动物，允许它承诺，这岂不正是大自然在人的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吗？这不正是
关于人的真正难题所在吗？至于这个难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决，这在那些善于充分
估价健忘的反作用力的人看来，想必是更让人吃惊的事。健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
样，仅仅是一种惯性，它其实是一种活跃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是积极主动的障碍力。由
于这种障碍力的存在，那些只是为我们所经历、所知晓、所接受的东西在其被消化的过程中
（亦可称之为“摄入灵魂”的过程），很少可能进入意识，就像我们用肉体吸收营养（即所
谓的“摄入肉体”）的那一整套千篇一律的过程一样。意识的门窗暂时地关闭起来了，以免
受到那些本来应由我们的低级服务器官对付的噪音和争斗的骚扰，从而使意识能够获得片刻
的宁静、些许的空白，使意识还能够有地方留给新的东西，特别是留给更为高尚的工作和工
作人员，留给支配、预测和规划（因为我们机体的结构是寡头式的）——这就是我们恰才说
到的积极健忘的功用，它像个门房，像个灵魂秩序的保姆，像个安宁和规矩的保姆，显而易
见，假如没有健忘，那么幸福、快乐、期望、骄傲、现实存在，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
复存在。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一障碍机关受损或失灵，那么这个人就像（而且不只是
像……）一个消化不良的人。他将什么也不能够“成就”。恰恰是在这个必须要健忘的动物
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这个动物为自己培养了一种反作用力，
一种记忆，他借助这种力量在特定的情况下——在事关承诺的情况下，公开地表现出健忘。
因此，他绝不仅仅是被动地无法摆脱已建立的印象，不是无法消除曾经许下的、无法实现的
诺言，而是积极主动地不欲摆脱已建立的印象，是持续不断地渴求曾经一度渴求的东西，是
名符其实的意志记忆。所以在最初的“我要”、“我将要做”和意志的真实发泄、意志的行
为之间无疑可以夹进一个充满新鲜事物、陌生环境、甚至意志行为的世界，而无需扯断意志
的长链。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为了能够支配未来，人就得事先学会区别必然和偶
然，学会思考因果，学会观察现状和远景，并且弄清什么是目的，什么是达到这一目的所需
要的手段，学会准确地预测，甚至估计、估算——为了能够像许诺者一样最终实现关于自己
的未来的预言，人本身就得先变得可估算、有规律，有必然性！
二
这就是责任的起源的漫长历史。我们已经看到，那项培养一种可以许诺的动物的任务包
含了较近期的、作为先决条件和准备工作的任务，即先在一定程度上把人变成必然的、单调
的、平等的、有规律的，因而也是可估算的。我称之为“道德习俗”①的非凡劳动，人在人
类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所从事的真正的劳动，人的全部史前劳动都因而有了意义，得到了
正名，不管这些劳动中包含了多少冷酷、残暴、愚蠢、荒谬，但是借助于道德习俗和社会紧
箍咒的力量，人确实会被变得可以估算。如果我们站在这一非凡过程的终点，处于树木终于
结出果实，社团及其道德习俗终于暴露了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棵树木最成熟的果
实是自主的个体，这个个体只对他自己来说是平等的，他又一次摆脱了一切道德习俗的约
束，成了自治的、超道德习俗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