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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边，倒已经看不见这情形，成为陈迹了。
这十四幅木刻，是装饰着近年的新印本的。刻者亚历克舍夫〔４〕，是一个刚才三十岁的青年，虽然技术还未能说是十分纯熟，然而生动，有力，活现了全书的神采。便是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不也在这里看见了暗黑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吗？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七日，鲁迅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八月蓝图纸翻印本《〈母亲〉木刻十四幅》画册。原无标题。
《〈母亲〉木刻十四幅》，韩白罗用晒图法翻印，由鲁迅提供原插图并作序（参看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致韩白罗信）。按韩白罗，天津人，当时在山西太原铁路局工作。
〔２〕 “最合时的书” 列宁语，见高尔基所著回忆录《列宁》。
〔３〕 沈端先 笔名夏衍，浙江杭州人，剧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母亲》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一九三○年八月由大江书铺分上下册出版。
〔４〕 亚历克舍夫（Ｈ。Ａ。ＡMVXNVVH，１８９４—１９３４） 苏联画家，主要？髌酚懈叨赌盖住贰⑼铀纪滓蛩够抖耐健贰㈧扯ā冻怯肽辍凡逋肌？
题《淞隐漫录》〔１〕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２〕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戌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淞隐漫录》重装本首册扉页，无标题、标点。末钤“旅隼”印。
《淞隐漫录》，笔记小说，清代王韬著，共十二卷。多记花精狐魅、奇女名娼故事。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秋附《点石斋画报》印行时，配有吴友如、田子琳绘制的插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为六册。
〔２〕 《点石斋画报》 清末石印画报，旬刊，吴友如编绘。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创刊于上海，由上海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随《申报》发行，也单独发售。一八九八年停刊。
题《淞隐续录》残本〔１〕
《淞隐续录》残本
自序云十二卷，然四卷以后即不著卷数，盖终亦未全也。
光绪癸巳排印本《淞滨琐话》亦十二卷，亦丁亥中元〔２〕后三日序，与此序仅数语不同，内容大致如一；惟十七则为此本所无，实一书尔。
九月三日上海寓楼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淞隐续录》重装本首册扉页，无标题、标点。末钤“旅隼”印。
《淞隐续录》，笔记小说，清代王韬著。原附《点石斋画报》印行，前四卷，每卷十则故事，另有十一则不分卷，张志瀛绘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为二册。汇印本改题《淞滨琐话》，十二卷，共收故事六十八则，于光绪癸巳（１８９３）秋九月由淞隐庐出版。
〔２〕 丁亥 即一八八七年。中元，夏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中元节”。
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１〕
《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此亦《点石斋画报》附录。序云图八十幅，而此本止五十幅，是否后有续作，或中止于此，亦未详。图中异域风景，皆出画人臆造，与实际相去远甚，不可信也。
狗儿年〔２〕六月收得，九月重装并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漫游随录图记》重装本扉页，无标题、标点。
《漫游随录图记》，清代王韬著，内容多记作者在西欧、日本及国内游历时所见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原附《点石斋画报》印行，张志瀛绘图。鲁迅购藏的画报本重装一册，内收游记五十则，插图五十幅。
〔２〕 狗儿年 旧时对戌年的俗称，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夏历甲戌年）。
题《风筝误》〔１〕
李笠翁〔２〕《风筝误》
亦《点石斋画报》附录也；盖欲画《笠翁十种曲》而遂未全，余亦仅得此一种，今以附之天南莩叟著作之末。画人金桂，字蟾香，与吴友如〔３〕同时，画法亦相类，当时石印绣像或全图小说〔４〕甚多，其作风大率如此。
成年九月将付装订因记。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题于《风筝误》重装本扉页，无标题、标点。
《风筝误》，传奇剧本，共三十出，清代李渔撰。
〔２〕 李笠翁（１６１１—约１６７９） 名渔，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著有传奇剧本《比目鱼》、《风筝误》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
〔３〕 吴友如（？—约１８９３） 名猷（又作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自一八八四年起，在上海主绘《点石斋画报》，后又自刊《飞影阁画报》。
〔４〕 绣像或全图小说 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有卷首画书中人物像的，称为绣像小说；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小说。
《译文》创刊号前记〔１〕读者诸君：你们也许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点空工夫，偶然读点外国作品，偶然翻译了起来，偶然碰在一处，谈得高兴，偶然想在这“杂志年”里来加添一点热闹，终于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几个同志，找得了承印的书店，于是就产生了这一本小小的《译文》。
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
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
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也不是想竖起“重振译事”的大旗来，——这种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没有的，不过得这么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倘使有些深文周纳的惯家以为这又是什么人想法挽救“没落”的法门，那我们只好一笑道：
“领教！领教！诸公的心事，我们倒是雪亮的！”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上海《译文》月刊创刊号，未署名。
《译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于上海。
前三期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后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二十九期。
做“杂文”也不易〔１〕“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２〕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３〕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４〕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５〕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６〕里的林希隽先生〔７〕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芯苛芫惺苯馄什杂４痈叱难д呖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