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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称拿破仑一世。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科仑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开始的远航中发现美洲新大陆。梅特涅（Ｋ。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１９〕 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 见德国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２０〕 《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专收译本。
〔２１〕 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 日本文艺评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
他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鲁迅译成中文。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中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这“不在于厨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２２〕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中说：“中国小说史略我也老实不要看，更无论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之类。一天，我在泰东遇见一位老先生进来问有鲁迅的书没有，我立刻便想起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译书录来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２３〕 “以其好喝醋也” 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语丝索隐》。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１〕
中山先生〔２〕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３〕。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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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论
述“栏，署名周树人。
〔２〕 中山先生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３〕 “革命尚未成功” 见孙中山遗嘱。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１〕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
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２〕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３〕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４〕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所载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经引有列宁
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惨案”〔１２〕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
号。
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２〕 黄埔 指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３〕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后收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