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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其余突击队员已将停机坪上的乌干达米格战斗机一一炸毁，还顺手收拾了机场塔台和雷达站。另一组突击队用吉普车上的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龙”式导弹“修理了”从坎帕拉方向赶来增援的乌干达陆军。提供空中警戒的两架波音707则按计划在空中巡航。
当人们欢迎凯旋的突击队员把所有人质救回以色列时，拉宾正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仰望晴空，作为将军出身的总理，他为他部下的战绩泪流满面。内塔尼亚胡中校在行动中阵亡。海明威曾言：“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拉宾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杰作得意，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民愤以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拉宾政府雪上加霜。先是拉宾内阁在安息日为首批飞抵以色列的F一15战斗机举行欢迎仪式违反了“摩西圣训”，议会为此对拉宾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继而是政府阁员的一系列贪污案在报上曝光；最后是拉宾自己在美国银行中的2000美元存款被《国土报》揭了出来。在以色列，作为一名政府总理在国外拥有私人存款是违法和极不道德的事。拉宾夫人因此被起诉，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宾以一个热吻将患难与共的夫人送进法庭，接受2。4万美元的罚款。此后不久，拉宾代表执政29年的工党把权力移交给贝京，从容下野。
（八）
1992年夏，我亲眼目睹拉宾大选获胜、再度辉煌的全过程。在沉寂了15年之后，他梅开二度，重新登上总理宝座。拉宾深知工党之所以获胜是由于国民渴望和平，以及国际和平力量施加的压力。拉宾自兼国防部长，任命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佩雷斯任外长。拉宾动情地宣称：“人们的成功源于他们的梦想。”他一上台就冻结了被占领土上10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吸收巴勒斯坦人进入内阁，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等阿拉伯国家首脑访问以色列。
1992年7月21日，组阁仅仅10天的拉宾就亲自飞抵埃及进行正式访问。作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我有幸进入机场拍摄盛大的欢迎仪式，眼看着拉宾缓步踏着猩红色地毯神态凝重地检阅埃及仪仗队。其后，我蹿上大吉普紧随着国宾车队赶赴20公里外的开罗库巴宫总统府，数百名记者拥在这里采访中东和平进程。在大庭广众之下，穆巴拉克与拉宾的四只大手紧握在一起。这两位缔结和平的政治家曾是战场上的对手，拉宾曾任以色列总长；穆巴拉克曾任埃及空军司令。他们的军旅生涯和层层晋升都是在以对方为死敌的搏斗中完成的，而今两位劲敌绅士般握手言和。
当我大汗淋漓地钻出人群，才发现《时代）周刊的断腿巴利正痛苦地匍匐在地，相机和铝梯扔在一边。原来这老兄高烧39℃，可又不愿错过千载难逢的拉宾来访，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听到他的呼救，我忙把他连同一大堆器材扛上吉普，一直将他送到他太太手中才返回办公室发稿。
一周后，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巴利的病中之作，我的照片也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采用。
1999年4月14日拉宾二访埃及，我驱车赶往位于伊斯梅利亚总统别墅时，拉宾的UH60黑鹰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面向大苦湖的露天会场，穆巴拉克与拉宾并肩宣布将坚定不移地加速中东“实现和平”。1993年10月6日，拉宾三访埃及；同年12月12日，拉宾四访埃及，我都受命为拉宾拍照。
1993年9月，我第四次前往以色列，采访当时尚属子虚乌有的巴以秘密和谈。由于风传拉宾、佩雷斯与巴解组织秘密谈判，加沙、杰里科行将自治而引起全国的震惊。拉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上了街，在总理府前的小山上扎了营，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得不设立路障以保障交通畅通。好在以色列人法制观念极强，尽管示威者也与军警发生冲突。
砸路障、烧旗帜，但总的来说还算温和。在总理府门前，数百名记者争抢进入总理府的名额，因报道艾滋病而获大奖的瑞宁格摇晃着总理府大门：“我是犹太人，我的祖国为什么不让我进！”骚乱的示威者忽然扔出一个冒着烟的圆柱体，吓得我紧跟着军警趴在地上，原来是一颗烟幕弹，一个大个子警察用一罐可口可乐浇灭了它。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反对加沙、杰里科自治的议员激烈抨击政府的外交政策。沙米尔坐在议席上一语不发，阿里尔。沙隆火车头般地喘着粗气。一位坐在我左侧的亚洲女孩突然用中文同我打招呼，自称是台湾《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掏出一张德文名片，竟是大名鼎鼎的龙应台。龙应台和我都被以色列议会的大辩论弄得不知所措、眼看着拉宾一再看手表，可就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九）
1992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首位访以的中国高级官员前往耶路撒冷，我由于被列为钱外长的私人摄影师面在星夜从开罗赶赴以色列。途中，回想当年单枪匹马去以色列采访战争时的孤独和不久前中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我不禁为自己能有幸亲历这一伟大进程而得意洋洋。
在以色列外交部，一帮人围着为钱外长准备的礼宾车忙来忙去。一位司机仔细研究大奔驰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图案与苏联红旗的区别。拉宾总理府的一名司机则对中国外交艺术赞不绝口，说中国派来了一位犹太人外交部长，无疑会给以中两国关系打开新局面。他的话听得我直翻白眼，因为我这个随团摄影师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竟把我们的外长说成犹太人。大惑不解的我忙上前请教他怎么知道中国外长是犹太人，这老兄竟摆出十足的学者架子，在我右掌心用英文字母拼出“钱其琛”三字后说道：“嘿！老兄！COHen、雅可夫、伊扎克全是犹太人的名字呀！”想不到这位好钻研学问的犹太司机竟把钱其琛的琛（chen）中间多加了“个0，成了犹太人的姓名“COhen”。
拉宾在特拉维夫国防部会见钱外长时，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都被拦在门外，气得我哇呀暴叫。经与拉宾的新闻秘书交涉，以方才同意我们进入会场，拍下珍贵的历史镜头。我深感军人出身的拉宾尽管严厉，但却通情达理。
1993年9月底，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特拉维夫举行国庆招待会，大使林真让我给相机充足电，据说拉宾将参加中国国庆，可我始终将信将疑。几年来我到过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参加过多次国庆招待会，可还从未见过哪总理亲自来使馆祝贺中国国庆。
黄昏，我懒洋洋地帮厨师小李在使馆草坪上挂国旗，突然来了两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礼地沿着半人高的围墙转了一圈后便悄然离去，可使馆外连一个岗哨也没加。招待会开始后，我逐一为与大使握手祝贺的来宾拍纪念照。就在我的闪光灯需要更换电池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来过的两名便衣正静静地排在鱼贯而入的队尾，站在他们之间的，竟是以色列总理拉宾。
我忙不迭地奔过去、手忙脚乱地给相机换上新电池。
近在咫尺的拉宾身着暗蓝西装、白衬衣，打着蓝领带，双手交叉，身体习惯地向右前倾，谦逊有礼地排在来宾的队尾。大使与拉宾并肩沿花园小径缓步而入，我抢到他们的前面，透过取景器全神贯注于拉宾的一举一动。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在拉宾眼前倒行时，一盏草坪地灯绊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缩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机一齐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后倒去。
就在我即将倒地的一刹那，拉宾身后貌不惊人的便衣象紧绷的弹簧扑向我，抓住我摄影背心的前襟，将我拎了起来，整个过程全是瞬间完成的，以至我现在根本无法回忆当时的感觉。惊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宾的便衣说“图达拉巴（希伯来语：衷心感谢）”，而处变不惊的拉宾却咧开大嘴用英语告诉林大使：“我的保缥总是这样保护那些为我折照而摔倒的人。”难怪他对我刚才的窘态习以为常。
也许是为我压惊，拉宾把为他准备的一份石斑鱼让给了我，而执行任务时连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则将他的石斑鱼给了新华社驻以色列首席记者怀成波。还了阳的我又来了劲：“我是拉宾，他们是我保镖！”
在行将为我冗长的文章结尾之际，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获得’94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们三位都接受过我采访。拉宾获奖之后说，他获得的和平奖属于全体以色列人民，并宣布将奖金捐献给那些献身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