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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挥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挥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 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挥逸群同志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挥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 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挥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胡耀邦家门槛，向胡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 时， 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
l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胡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胡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要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胡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餐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胡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上访人员直奔胡耀邦卧室，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胡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胡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动情地说：‘哦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胡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I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1966年6月13日“文革” 一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枪，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胡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
“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