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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洲地区搜捕朝鲜革命家，大都是在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干的。
满洲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驻朝鲜军没能进入这一带。俄国国内战争时攻入西伯利亚的日本军，在撤退时得到中国方面的谅解，在珲春留下了两个中队的兵力，这就是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全部。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满洲就变成了日本军队飞扬跋扈的地方。从朝鲜，从上海，从日本，几万日军像潮水般拥进满洲。满洲大陆变成了敌我搅在一起的最前线。朝鲜和满洲间的国境，随着日军的进攻，实际上等于撤消了。
日军霸占满洲，无疑会给以这一带为活动据点的我们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困难。日本进攻满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绞杀在这一带高涨着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便于维持朝鲜国内的治安。因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从各方面受到日本军警的威胁。
我曾想，在朝鲜国内施行的“新治安维持法”的铁锤，也将会落在满洲地区朝鲜人的头上。
如果日本在满洲制造了傀儡国家，这也将会成为我们活动的很大障碍。
实际上，后来日本制造出来的“满洲国”，成了我们活动的巨大障碍。
日本霸占满洲，将使在这一带安家落户的几十万朝鲜人的生活陷于灾难之中。朝鲜移民希望在没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总督统治折磨，这种自由将成为一场春梦。流浪的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想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不利条件。如果我们光想不利条件，只是悲观和叹息，就会陷于绝望，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则朝鲜俗语：“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体会并归纳的人生哲学，告诉了我这一条深奥的真理。
“满洲已变成了虎穴。就应该在这个虎穴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现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如果这样的时候不去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我们就永远做不了入。”我这么想着，坚定地决心不失时机地站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胜利，将会在我国强化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以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达到极限，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将会高涨。如果我们建立起武装队伍，开始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就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
中国的数亿人民群众也将奋起展开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侵略了满洲，明天将会侵略中国关内，中国大陆将会燃起全面战争的烈火。自主精神很强的中国人民对祖国面临的危机，不会袖手旁观，这是无须赘言的。我们的身边有着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一心要保卫民族主权的中国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有着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数亿中国兄弟。他们过去把朝鲜人当作亡国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会从单纯的同情者变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瞄准同一个靶子的。
我们的侧翼任何时候都将有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同盟者、同盟军。如果日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就会同欧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这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被卷入世界大战，日本就会因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和枯竭而发生困难。
日本侵吞满洲，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区域的扩大。统治区域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统治力的削弱，在统治殖民地方面，将会无法保证从前的强度。
全世界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者，日本将在国际上难免孤立。
我估计所有这些将为我国革命扫开战略上有利的局面。
张学良军开始总退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大举进攻，我们的面前就展现了惊人的事态。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警察停止了业务，四下逃散了。几天工夫，军阀统治的地方机关全都关了门。随着张学良军的败走，军阀统治体系陷于瘫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急于扩大战果，顾不到维持治安。固此，在满洲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估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为止。这种空白状态，是我们放心地建立武装队伍的绝好机会。不能放过这个机革命正在迎来新的转折点。
为了完成朝鲜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应该决定各自的任务，并为其实现而誓死奋斗的时机到了。
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同时也是对生活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我们作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对此作出应有的回答。
我决心加紧进行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
三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向我们提出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
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非正义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的消息后，革命者们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了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了。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区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撤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消沉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下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驱者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动员东满地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
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力。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地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的行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认为这么命名是不太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的主角是宗派分子，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了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互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绝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