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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
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恐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莫大的损失。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去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标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送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派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跳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
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堪的事。头一天，就有个俄籍女客室服务员跟了进来，要给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钱的，所以我说已剪过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厅服务员接踵而来，问我要订什么饭菜。我只好又说是已在朋友家里吃过了。
我每天都要受这种纠缠。因为没有钱，我在旅馆里没吃过一顿饭，只是过夜。办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韩英爱一起上街去，买一两张最便宜的玉米煎饼来充饥。
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刘少奇见面时，谈到过这件事。他说，那年他也在哈尔滨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党员中没有中国人，领导过几个朝鲜共产党员；还问我那时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联系。推算一下时间，我好像是在刘少奇刚离开哈尔滨后去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
我交给韩英爱寻找分散的组织成员的任务。
韩英爱同在吉林时就有联系的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的韩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把转入地下的组织成员，一个个地找了出来，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方针。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过的铁路和港口，会见了受革命组织影响的工人们。
这样，我在哈尔滨恢复了地下组织，建立了同志间的联系，然后，把韩英爱留在那里，独自来到了敦化。当时，时间很紧迫，没来得及跟韩英爱说句道谢的话就分手了。临走时，韩英爱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尔滨的同志们坚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没能让她如愿以偿。到了东满后，这事老挂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纪律又不允许书信联系，所以自那以后，韩英爱就杳无音信了。
韩英爱后来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后看到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搜集的资料才知道的。
我离哈尔滨去敦化时，给哈尔滨的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封信。韩英爱为了执行我在这封信里交给哈尔滨同志们的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1930年秋被警察逮捕。要是一般的妇女，就会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韩英爱却继续留在哈尔滨，废寝忘食地执行了我交给的任务。她是个沉默寡言、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却坚韧不拔，勇敢果断。
韩英爱被捕后马上被押到了新义州监狱。那正是李钟洛、朴且石等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有牵连的人大批被捕入狱的时候，所以，她也和李钟洛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后来，李钟洛同韩英爱见面时说：”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过金成柱的领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齐心协力，想法让他归顺呢？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来参加我们的‘归顺工作队’吧。“
韩英爱当场就驳斥他说，你干这种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帮助金成柱干革命，怎么能做这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呢？出狱后干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干那种勾当。
1938年冬，我们在南牌子开会时，为了让我”归顺“而来到会场的李钟洛，把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这才听到了韩英爱的消息，知道她在监狱里虽然受到严刑拷打，但是没有屈服，坚持了革命者的情操。不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男子，刚尝到监狱的滋味，就在转向书上盖了印。而韩英爱身为女子，却勇敢地战胜了那种苦楚。
①
”惠山事件“后，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当中出现了变节分子，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候，听到韩英爱的消息，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鼓舞。
韩英爱在中国丹东的橡胶厂做过制鞋工。她当女工时还给同胞们传布了她在吉林时期唱过的革命歌曲，为维护工人的权益，提出各种要求，并有力地唤起人们开展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
后来，韩英爱到汉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儿子家里度过了几年。
她为了重新到满洲去找组织，苦心奋斗了几年，很晚才结婚。她虽然盘髻埋没在家庭里，但是丝毫也没有抛弃和我们一起为革命奔走时的良心和节操。听说，当我们手持武器，转战于白头山一带，打击敌人的时候，韩英爱在汉城听到这个消息，还一一点出吉林时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