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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份，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全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站台和检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
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
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但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当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好吗。“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驱，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驱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要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韩英爱，并通过她同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在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