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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朝鲜革命军编成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编成了许多个队。
根据我的建议，把军事经验多，统率能力强的李钟洛推荐为朝鲜革命军队长。
有的历史学者把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和我们在孤榆树组建的同名的朝鲜革命军混为一谈，当作是同一个军事组织。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成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的革命军，因此作这样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军事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但指导思想却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样。
由国民府组织的所谓朝鲜革命军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府本身的内部矛盾，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内部的对立纠纷，其名称和干部也随之三天两头地更换，简直无法弄清它的实际面貌。
我们组建的朝鲜革命军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既做群众的政治工作，又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
在组建朝鲜革命军的时候，对它的名称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大家都热烈发言，说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组建的第一个武装力量，它的名称应该是新颖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当时，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武装力量应当照用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这个名称。我对他们说，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为了不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没有使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而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个名称，我们组建的军队，也是披上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就不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白眼，活动上也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后来，我们这个军因为披着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在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朝鲜革命军建成后，编成许多小组，派到各地，往国内也派去了几个小组。
当时，我们派革命军小组到朝鲜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同时要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在没能参加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的人当中，以李济字、孔荣、朴振荣等人为中心组织一个国内工作小组，并任命李济字为组长，让他们经过新坡，沿着狼林山脉进入平安北道一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
早在1928年，我们就让他们把活动据点从抚松和奶头山一带转移到朝鲜居民多的长白地区去。李济字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到长白县一带去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不断地深入到国内去进行使群众意识化的活动。
我们决定，再派一个由亨权叔任组长，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到国内去。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从长白渡过鸭绿江，经过丰山、端川、咸兴，向平壤附近挺进。
朴且石加入这个小组，是因为他和亨权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来在吉林近郊的农村，打着教员的牌子做过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凤等人一道在抚松一带参加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就在那时候，他和亨权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听到亨权叔要上朝鲜去，便要求同去，我们体谅他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朝鲜革命军队员们到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开展了无比英勇的活动。
以四平街和公主岭一带为活动区域进行工作的朝鲜革命军队员中，有一个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捕，押到了长春。他在被捕的瞬间，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给了我们的同志。
警察们野蛮地拷打他，逼他说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说把枪埋在某个火车站附近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他是想造成一个可以逃脱的机会。
警察信以为真，就带他坐火车到他埋手枪的地方去。火车正奔驰的时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铐打倒了两名押送他的警察，跳下火车，用两肘和两膝爬到卡伦来找革命组织。卡伦的同志们用锉刀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卸掉了手铐。
他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苦难，但康复后又到公主岭去开展活动。这回，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公主岭是日本从中国割让来的租借地，归日本人管辖。
玄大洪在法庭上的斗争也很坚决。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受尽了苦，终于因日寇的严刑拷打而得了重病，与世长辞。
进入30年代，李济宇的小组扩大到数十人。由于他们的努力，长白地区陆续建立了反日组织，各村都办了学校和夜校，还常常举行演讲大会、文艺演出、体育大会，使人们充满了革命热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出把戏，他们派一股兵力化装成土匪团去袭击朝鲜人村落，诱出了李济宇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告诉过他们要注意土匪，所以他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伤了几个人，没有扩大为全面的战斗。
后来，李济宇他们遭到日本鬼子豢养的土匪团和同他们相勾结的反动军阀部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很大损失。朴振荣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济宇不幸被捕。
李济宇想用一死来洗雪被捕的耻辱，虽然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动，还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愿。他当场被移交到日本警察手里。他被押送到汉城后，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狱中牺牲。孔荣因未能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骗局而牺牲。
日本鬼子为了诱杀满洲地区的反日运动者，指使一些人装作共产主义者。孔荣要去同这些假共产主义者搞统一战线，却被他们杀害了。
我们接到关于孔荣、李济宇、朴振荣诸同志牺牲的悲痛消息，是刚发生过端川农民群众性暴动的时候。我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好久不能平静，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孝之罪。
他们都是我父亲最爱惜的独立军队员，是最先实现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人。
我为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的悲剧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痛苦，固然是因为失掉了一个执行卡伦会议决定的得力的国内工作小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失掉了为实现我父亲的遗志而斗争的改变方向的先驱。
为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孔荣和朴振荣是在最前头抬灵柩的。他们还让我母亲不要给我穿丧眼，要由他们来眼丧。可能是因为要我这个才14岁的孩子穿丧眼，看着怪可怜吧。从这天起，他们戴着孝帽，服了三年丧。
当时，独立军训练所设在离抚松市街有一段距离的万里河。孔荣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来，向我母亲问好。他的妻子也常常带一些刺龙牙、大叶芹之类的野菜到我家来。有时，孔荣还扛着米袋子来。他的这种诚意，对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贴补。
我母亲待他们也像待亲弟妹一样亲。有时，就像亲姐姐一样严厉地指责他们的不对之处。
孔荣为搞独立运动到了满洲后，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抚松来找丈夫。那时，孔荣看到妻子做面汤时不慎烫伤了的脸，他好不高兴，说她的脸变丑了，不想跟她过了。
我母亲火了，厉声斥责他说：
”兄弟，你说这话岂不是发疯了吗？你媳妇不远千里来找你这个丈夫，你不给她铺花缀锦不说，还说什么不想跟她过，你这不是想邪了吗！“孔荣本来就很听我母亲的话，对我母亲从不敢怠慢。这夭，他向我母亲鞠了一躬，承认自己错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国内去的亨权叔他们那个武装小组的活动情况，是在报纸上。现在记不清我当时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志们兴奋地拿报纸来给我看，报纸报道说，丰山出现四名武装团击毙警察部长，夺取从北青过来的汽车，向厚峙岭驶去。
拿报纸给我看的同志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他说，在国内响起了枪声，真痛快。可是我却为那个枪声感到不安。我心里思忖着：为什么在挺进国内的入口丰山打响了呢？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总觉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而打了枪。
我叔叔从小就有把墙当门喘的男子汉气质。
一提到亨权叔，我首先就会联想到米查子粥的轶事。那是我在万景台的时候，叔叔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我家天天晚饭吃高粱米米查子粥。那是把没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过之后熬的粥，不好吃不说，往肚里咽时高粱皮子直扎喉咙，很难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欢吃这种米查子粥。
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米查子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