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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的具体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声。
我基于这种思想，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通过这一方针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着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①②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凤梧洞战斗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你有信心吗？“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信心，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 。。。。。。
①
青山里战斗：在间岛一带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军部队于1920年10月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②
凤梧洞战斗：1920年6月洪范图属下的朝鲜独立军在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凤梧洞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斗。
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团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
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是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共产主义也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于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反共的金九也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