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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之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如何对待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
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愿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派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他老跟着白派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活，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助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借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里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就从大学里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母亲是不会反对的。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候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还是可以写的吧？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包裹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能给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岗要过，如果从第一步起就囿于人情，那么那孩子将来能走正路吗？宁可让他在狱中感到孤独，也不去探监，对那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看来，母亲是出于这种心情，果断地打消了探监的念头。
我从这一事实中发现了母亲已由纯粹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刚强的革命者的母亲。
结束狱中生活走上了广阔的世界，我心里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现在不受学校的约束了，是否应该回家去，照料照料母亲，哪怕是短短的几天也好。
可是我毅然决然地朝着敦化迈开了步子。
从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来里路有个叫四道荒沟的山村。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地点。
在我入狱后，为了预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风波及抚松，许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活动的人，把家搬到安图、敦化方面去了。母亲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权叔一起带着弟弟们搬到了安图。
当时，几十户移居东满的人家中有六户在四道荒沟安家落户。在这六户中有高在凤一家。
高在凤靠正义府的助学金从抚松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白山学校任过教，后来又参加了独立军，任抚松地区别动队指挥员。他是反日群众团体的骨干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龙是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后来，他参加了杨靖宇部队，在濛江或是在临江阵亡了。
高在凤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学校毕业后，上了吉林毓文中学，和我一起进行过共青活动，从1930年春起，在满铁医专学习。他在吉林时常常帮助过我。
高家的人原来在抚松的时候就跟我们家格外亲近。他们奋不顾身地帮助了我的父母。他们开个旅店，给了我父亲和母亲很多帮助。
当年，我家住在小南门街时，经常有许多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到我家里来。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家食宿。母亲为了招待这些人，手里总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这不能不引起军阀的注意。
高在凤的母亲（宋桂心）知道警察在监视我父亲之后，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说：
”金先生，今后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客人像现在这么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来抚松的独立军客人都由我们包下了。请你把那些来找抚林医院的客人都送到我们家去吧！“
因此，我父亲就非常信任高在凤的母亲，我也跟高在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白山学校停办后，我母亲为了解决作教室用的房子四处奔走，高在凤家又慷慨地腾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凤搬到四道荒沟不到半年，就已经设立东兴义塾来教育孩子，还利用副百家长的身份在四道荒沟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着又准备组织反日妇女会和农民同盟。
高在凤的母亲见到我，高兴地流着眼泪，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