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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想吃‘浆汁果子’，下次给你做。“
虽然孙元泰是开玩笑说的，可是我却真想给他做”浆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无拘束地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浆汁果子“，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两天后，我们的厨师做的”浆汁果子“送到了孙元泰夫妇面前。听说，孙元泰在早饭前收到”浆汁果子“，咽着眼泪说，多蒙金主席关怀，吃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浆汁果子“啦。
在时间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但人情具有比时间更强大的力量，只有人情是无法埋没的。真诚的友情和爱是不会衰落，也不会变质的。
由于走的路不同，暂时中断的我们的友情，越过60年的时间空白，又连接起来了。
我们久别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时唱过的《思乡歌》。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忘记歌词，他也全都记得。
孙元泰说，他没有为民族做什么事情，没有脸见我。不过，这是他谦虚的话。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监察部长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参加过排斥日货运动，是个爱国青年。
这成为后来把他押送到长崎监狱去的根据。
他一生与政治隔了一道墙，从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时代的那清白纯真的风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体面，清白廉洁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孙元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赞同，极度赞扬我们祖国是”美丽高尚的国家，为子孙后代建设的国家“。
虽然他来得太晚了，但我还是为他前来访问我们，回顾吉林时代的往事，感到万幸。
孙元泰洋溢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孙贞道的面貌，就是孙仁实的面貌。他每当见我总是说”主席，您可不要老，长寿啊！“他衷心地为我的健康担心的面貌，仿佛像6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孙贞道牧师的面貌。
那天，孙牧师送我时说：
”形势险恶，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这里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呀。时局严重，你不论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间岛去最好还是暂时隐蔽在偏僻山村休养吧。“
为我的安全担心的体贴的情义，使我感激不尽。九·一八事变后的满洲形势充分地证明了，孙牧师的劝告是多么适时。占领了吉林的日本军警，从那时起就搜捕我。他们翻着吉林监狱的名册，要求军阀把金成柱交给他们。
如果不是依靠孙贞道牧师和高远岩、吴仁华、黄白河等独立运动者的帮助，及时获释出狱，我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逮捕，再过十年左右的狱中生活。
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辈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郭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有所预料的。孙牧师不能把我留在他家疗养而把我送走，为此感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二严峻的春天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高喊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他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是否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呢？“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探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全民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作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作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作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力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局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变化。
加入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达到了顶点。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