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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一直不知他生死与否，没想到今天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真是又惊又喜。他被捕是由于宗派分子的诬告。姜明根是因驻中青总事件而遭到宗派分子报复的。
旅新青年会的代表退出在集厂子召开的驻中青总会议，发表声讨书，揭露了宗派分子们的冒险行动。宗派分子们便怀恨在心，百般谋害，最后把一个在蛟河病死的青年说成是毒杀，向军阀当局诬告说这是姜明根他们所为。
姜明根流着泪说，他是无辜受刑，太冤枉了。我对他说，一个立大志要干革命的青年不能为这点事气馁。我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是豁出命来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要同军阀当局斗下去，证明自己无罪。
后来，姜明根真地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他在法庭上豁出命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姜明根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的整个期间坚持了革命气节，解放后回到祖国，接受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忠实地做友党的工作。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听到他还活着，而且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派人去跟他约好要见一次面。
看来，他接到这个信过于激动了，在我们就要见面的前夕，他不幸突然患了脑溢血。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是可以久别重逢，回顾吉林时代，畅叙衷肠的。
在监狱里，我对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也对别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研究。
我们民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示威斗争、罢工斗争，也进行过义兵斗争和独立军运动。但是，这一切斗争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尽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洒下了很多鲜血，我们民族的斗争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取得胜利，都被挫败呢？
我国反日斗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宗派，给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举起反日抗战的第一把火炬驰骋在朝鲜八道江山的义兵队伍，因为上下不一致而处在分裂状态中。希望复辟王朝政治的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和主张改革旧秩序的平民出身的义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这使义兵的战斗力无法加强。
以复辟旧制度为最终目标的部分义兵将领，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官职，互相争斗，争战功，以致分裂了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不肯同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联合，这导致了削弱义兵力量的后果。
独立军的情况也与此相差不大。独立军，其组织本身就暴露了分散性和散漫性。
在满洲地方进行活动的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合并为三府之后，派别斗争仍然在持续。
虽然三个府合并了，成立了国民府，但其上层集团却分裂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仍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民族主义者就这样分裂成许多派别，各自仰仗着一个大国，进行着无谓的争吵。
占据了独立运动领导地位的人物当中，有的企图依靠中国实现朝鲜的独立，有的企图借苏联的力量战胜日本，有的还指望美国把独立”恩赐“给朝鲜。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搞事大主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民族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停留在上层运动上，所以它没有牢固的基础，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脱离人民，只有几个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以空谈和争权夺利虚度岁月，不去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这一本质上的弱点，也出现在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之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不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反而脱离人民，专事空谈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克服内部的宗派。
我国的宗派分子是民族主义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没落的封建贵族和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列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时代趋势，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被卷进革命潮流中来的人。
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这样的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反日的旗帜下，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建立没有派别斗争的新的革命政党。
我们在朝鲜革命中应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已明确，路线和方针也就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了。我抑制不住要尽早出狱的强烈冲动，我决心开展争取提前出狱的斗争。
我们同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一起，为开展出狱斗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当时，我们想出的斗争方法是绝食。我们抱着我们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实现就坐地不起的悲壮决心，投入了斗争。
在绝食斗争开始以前，我曾担心过，在一般囚犯也参加的情况下，保证这次斗争的行动一致是会有困难的。可是，绝食一开始，每个牢房都把饭菜原封不动地退出来了。连那些前不久还为一碗饭吵架斗殴的一般囚犯，也没有一个伸手动筷子。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悄悄进行的教育，现在发挥了很大作用。
监狱外的同志们也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的出狱斗争。我们的同志配合狱中斗争，揭露吉林监狱对囚犯的非人待遇，唤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当局终于在我们紧密团结的斗争面前屈服了。
1930年5月初，我从吉林监狱出来了。走出穹隆式的监狱大门时，我的心充满了信念和热情。
我在监狱里总结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回顾起来，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里探索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而我又在吉林监狱里构想了我们应走的朝鲜革命的道路。
因为都是不幸的亡国奴的儿子，父亲和我不得不在监狱里构想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第一部抗日革命（2）
第四章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1930年5月～1930年12月）
一孙贞道牧师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时候，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
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区正在进行着五·三0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