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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后，哪怕片刻也好，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主张，不要把那些违背民族自尊心和自主精神的有害思想继续灌输给听众。同时，我还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殷切愿望，希望听到这位被尊为独立运动大老前辈的人讲他还没来得及谈的关于独立运动的新的方针和策略。
可是，出乎我的预料，情况变得严重了。
安昌浩看了一会儿纸条，又向主持人问了几句什么。事后我听孙贞道说，那天安昌浩问的是认不认识纸条上署名的金成柱。
安昌浩傲气十足，滔滔不绝，扣人心弦的讲话，突然消沉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突然停住高屋建领般的讲话，敷衍了几句，就仓皇地走下了讲台。
看来，他碰到这些质问，变得很严肃。我只是为了让他受点刺激，才提出了质问的，可是他既不反驳也不做解释，就在中途抛弃了讲话，自动地退下来了。
听众大失所望，对他突如其来的消沉气馁，抱着疑惑拥向了门口。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吉林督军署派几百名宪兵、警察，突然闯入会场，逮捕了300多人。演讲人安昌浩自不用说，连玄默观、金履大、李宽麟等许多独立运动者也都被抓到警察厅关起来了。
指挥这次大逮捕的是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国友。安昌浩来到吉林时，国友也同时来到奉天，同中国当地宪兵司令杨宇霆见了面。告诉他有几百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汇聚在吉林，请求杨宇霆把他们都逮捕起来移交给他们。
根据杨宇霆的命令，吉林督军署的警察、宪兵，在国友的操纵下一面搜查朝鲜人的住宅，一面闯迸大东工厂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
尽管安昌浩的讲演有些问题，但对敌人逮捕他和几百名朝鲜人的暴行，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尤其是，我刚提出书面质问，演讲就被中断，紧接着安昌浩又被逮捕。所以，我觉得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我提出了那张书面质问。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痛苦。
当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张作霖，通过《三矢协定》与日本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这个《三矢协定》是以根除满洲地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为目的的阴险毒辣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甚至给逮捕朝鲜人爱国者有功的走狗发了奖金。有一些中国反动官吏为了领奖，甚至进行诬告。
他们在大东工厂的大逮捕，也是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干出的反动的镇压暴行。
我们立即召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的会议，认真讨论了争取释放被捕人员的对策。紧接着，又去找独立运动者商讨营救办法。然而，他们早已吓昏了头，提不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主张，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给吉林督军署施加压力，就能营救安昌浩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被捕人员。我们再三强调，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威力的办法。
独立运动者们却说，你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说服蛮不讲理的督军署？与其群众出面闹事，还不如给他们送钱行贿。他们又一次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陈腐观点。
我耐心地说服他们，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办到用钱办不到的事。接着，在孙贞道主持的吉林教堂举行了市内的独立运动者、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督军署同日寇相勾结，大量逮捕朝鲜爱国者和无辜朝鲜同胞的经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会以几文钱为代价，把逮捕的人全部移交给日本警察。很明显，朝鲜的爱国者们就必将遭到残酷的刑罚。因此，爱国家爱同胞的朝鲜人，都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奋起开展群众运动，营救被捕的爱国者。
我们开展争取释放安昌浩的运动，有不少人就摇头晃脑地表示无法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有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青年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心想，对安昌浩的理论提出了书面质问的人，这回为什么又如此费尽心机地要去营救他呢？
我说服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是安昌浩的思想，并不反对安昌浩这个人。
安昌浩是朝鲜人，又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我们怎能不去营救他呢！当时，我是把受苦受难的朝鲜民族应当同心协力、有难同当的大义名分放在首位的。
我对安昌浩的演讲提出质问，并予以反驳，是因为我希望他抛弃事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积极地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我们跟民族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打倒他们，而在于启发他们，在反日旗帜之下，尽量多团结一个人。
我们开过群众集会之后，在吉林市内各地，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檄文。上面写着”中国警察毫无根据地逮捕朝鲜同胞关在监狱里进行迫害“、”中国的官署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尽快释放关在监狱的朝鲜同胞“。
我们还给各家中国报社投稿，大造舆论。吉林市的青少年和群众每天拥到督军署去大声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在督军署前面举行示威。
为了阻止反动军阀把逮捕的朝鲜独立运动者移交给日本人，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
在群众的压力下，吉林督军署终于在二十几天后释放了安昌浩和其他所有被捕人员。安昌浩的获释，是我们经过紧张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了看望恢复自由的安昌浩，我们到独立运动者他们那里去了。
我暗自希望安昌浩对我们提出书面质问的心情多少有所理解。
但是，安昌浩一出狱就急忙离开了吉林。我无从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心情回上海去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振作起精神，怀着新的心情离开吉林的。
从那以后，他没有玷污爱国者这一崇高称号，经受了一切考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安昌浩离开吉林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十多年，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安昌浩被日寇逮捕，后因在狱中得病，不幸去世。
我听到这个噩耗，想到他为民族的启蒙和团结献出了一生，却没有看到国家独立的一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禁不住十分难过。然而，我同安昌浩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完全断绝。虽然安昌浩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妹妹安信好解放后任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我们一起工作。
解放后，我胜利地回到祖国，通过在国内活动的爱国志士，了解到安昌浩的妹妹住在南浦一带。于是我把寻找安信好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作为派遣员在南浦地区工作的金京锡同志。过了几天，由南浦送来了已找到安信好的报告。我给金京锡同志打电话问了安信好的情况，金京锡只回答说，她成天抱着《圣经》不放，看来像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人。
我对金京锡同志说，她是一位著名爱国烈士的妹妹，她信教也会有爱国心，要给她以党的影响，好好引导她。
金京锡同志答应了，但显得不大情愿似的。当时还是对所有宗教徒一律另眼看待的时候，所以我几次反复强调不要这样对待宗教徒。但疏远宗教徒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很不容易克服。
过了几个月，金京锡同志告诉我好消息说，安信好已经入党，把党证夹在《圣经》里带着，为建设新祖国忘我奋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安昌浩的爱国魂并没有完全埋入地下。
每当看到安信好为祖国、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做工作的情景时，我心里就不禁想起安昌浩，十分感慨地缅怀他作为独立运动人士度过的坎坷不平的一生和他为民族付出的劳苦。
毕生以反共为信念的金九，在举行南北联席会议时来到了北半部。他一见到安信好，就大为惊讶。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主义者们会让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大人物的妹妹负起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的重任。安信好本是他年轻时的恋人、未婚妻。
我们对安信好的信任，也就是对安昌浩的信任。这又是我们超越思想和信仰的区别，在民族这个范围里，对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宗旨结成血肉关系的所有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表示的礼节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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