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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实中学，涌现了许多后来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这是与传教士们的教育目的不相符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议政院第一任副议长并接任过议长的孙贞道，临时政府末期任过国务议员的车利锡，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尹东柱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康良煜先生也上过这所学校的专业班。当时，这个专业班叫做崇实专业学校，中学班叫做崇实中学。因为从崇实学校中涌现了许多反日独立运动者，日本人说这所学校是抗日思想的策源地。
“学文化，要为朝鲜而学；学技术，也要为朝鲜而学；信仰上帝，也要信仰朝鲜的上帝。”
父亲用这种思想开导他的同学，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
在父亲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里成立了读书会和一心亲睦会。这些组织，一面用反日思想教育学生，一面在平壤城内外和邻近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启蒙活动。1912年12月，还在校内举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非人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同盟罢课。
在中学读书期间，一到假期，父亲就到安州、江东、顺安、义州等平安南、北道和黄海道一带的许多地方去，开展群众启蒙工作和争取同志的工作。
可以说，父亲在崇实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争取到了许多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
在崇实中学的同学中，有很多与我父亲思想投机，感情深厚，共同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是胸怀开阔，学识渊博，才貌出众，遐迩闻名的先进青年。
这些同学中，出身平壤的人可以举出李辅植。读书会、一心亲睦会，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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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改革：1894年成立的内阁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亦称甲午更张。
辅植都参加了，后来为组织朝鲜国民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三·一人民起义时，他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家住在烽火里的时候，他为了见我的父亲，多次来过明新学校。
平安北道出身的同学中有白世彬（白永茂），是枇岘人，同我父亲交往甚密。我父亲去平安北道的时候，多半都是由他做向导的。他是朝鲜国民会国外通迅员。1960年12月，在南朝鲜成立了“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听说白世彬当时作为这个中央协议会的委员进行了活动。
朴仁宽是崇实中学时期跟我父亲同住一个宿舍的人。我父亲在入学初期也曾住过学生宿舍。1917年春，朴仁宽到黄海道殷栗去做光宣学校的教员，并在那里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他奔走在松禾、载宁、海州等地开展活动，结交同志时被捕，在海州监狱蹲了一年牢。他在光宣学校当教员的时候，学生们以《半岛和我们的关系》为题作的文章，现在陈列在殷栗事迹馆里。读了这篇文章，就能看出当时受朝鲜国民会影响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同我父亲的思想产生共鸣，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就应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
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分他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探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好。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屋整个地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屋，而是请到里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挚友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过了几年以后，193z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大吃一惊，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他的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婶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大义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戴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慨万分，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都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作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倾注了心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际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付出努力的结果。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说，孙文是度量宏大，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和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才、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也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后来，我们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为认定他亲日的根据。我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