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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部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
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锁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
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还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来到毓文中学。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在朝鲜青年中，围绕着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开展激烈论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给予绝对肯定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绝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
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
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想潮流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1929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的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由学校回宿舍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一顿后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罗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一带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论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佳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媛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肤色、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过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