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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这样活受罪。
李宽麟这样坚持，什么也不招认。敌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后就把她放了。
她伤痕累累，根本无法动弹，但她还是带着梁起铎回到了兴京。
李宽麟一回到兴京就倒下了，残酷的肉刑终于使她卧病不起。尽管同事们竭诚护理她，但病情总不见好转，便请了一位老医生来诊治。老医生诊过脉后，却下了极荒唐的诊断，说她有胎气。也许这是那个老医生想戏弄一下这个有名的美女，故意跟她开的一场无聊的玩笑吧。
李宽麟气得喘不过气来，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那个老医生又说她怀孕了。
医生还没把话说完，李宽麟就举起枕在头下的木枕头向他掷过去，大声呵斥说：
“你这老东西，我一个青年女子不出嫁，拿起武器参加独立运动跟敌人作战，你有什么不舒心的，来戏弄我，拿我开心？你毁我的声誉，有什么好处？我看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老医生吓得魂飞魄散，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跑掉了。
正因为李宽麟有这样的气质，我父亲也常常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去完成。只要是我父亲交给的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她都坚决执行。让她到平壤去，她就到平壤去；叫她去汉城，她就去汉城；有急件派她去联络，她就去联络；叫她去做妇女启蒙工作，她就去做妇女启蒙工作。
我父亲回国内做工作的时候，李宽麟总是作为随行人员陪着他，担任警卫，帮助他的工作。她所走过的路，有几千几万里。她走遍了义州、朔州、楚山、江界、碧潼、会宁等北部国境一带和间岛地区，还踏遍了顺安、江东、殷栗、载宁、海州等朝鲜西部地区以及庆尚道等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她的足迹。
当时，李宽麟是我国第一个转战于白头山的姑娘。
应在万人最热烈的祝福中度过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她却在异国他乡忍受着霜打雨淋，熬过了一个女人家难以熬过的戎马生涯。
如此满腔爱国热忱，手持双枪，在多灾多难的大地上纵横驰骋，转战南北的李宽麟，为着日趋衰落的独立运动而伤心苦恼，我看了也实在感到痛心。
她看到我准备上吉林市去，就说她也准备到吉林市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她未能实践这一诺言。
我在吉林市上学时，曾在孙贞道家里见过她两三次，那时候她要求我给她讲当前的时局，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了我国革命的前途。她说我们的做法很合她的意。然而她未能跳出正义府的圈子。她是一个虽然赞同共产主义，却未能付诸行动的民族主义左派。
我看着李宽麟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调敝而苦恼，心中禁不住难过。在民族主义营垒里，有许多像李宽麟一样公而忘私、献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
然而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者，象李宽麟这样大胆无畏、坚贞不屈的女子，也为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当时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刚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所以她还未能汇合到我们的运动里来。
我父亲生前那般爱护和信赖且一手培育的李宽麟，今天因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而痛苦和烦恼。我看着她的情景，不禁为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一个能够把朝鲜所有爱国力量都统一和团结起来引向胜利的得力领导力量而伤心。
李宽麟的苦恼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坚定了作为新一代必须为革命更加奋发起来的决心。我决心，一定要为象李宽麟这样因为没有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的爱国者，尽快开拓出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赞同的新道路，开创一个所有渴望祖国独立的人都汇合到一个洪流里来奋斗的革命的新时代。
我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加快了去吉林市的准备工作。
我在吉林市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宽麟，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她。
我们在东满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的时候，队伍里就有许多20来岁的女同志。我每当看到她们同男子一样，以豪迈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为民族解放史谱写新篇章的英勇行动，就回想起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无从知道她的去向，我为她难过，也为她着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她，可是根本无法了解到她的去向和命运。
祖国解放后，我还到她的家乡朔州去找过她，可是仍没有找到她。
到了70年代初，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去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她仍住在中国，还有她亲生的一男一女。
同李宽麟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当中，孔荣、朴振荣等受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一起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都不愧为革命者，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但是，李宽麟却因为没有遇到引导她走向正确道路的好领导，不得已在中途停止了斗争。
吴东振活着的时候，李宽麟为了贯彻宽甸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费了不少心，走了不少路。我去吉林市的那年（1927年）夏天，李宽麟同张哲镐等独立军队员们进入奶头山，搭起草棚，种了土豆，同时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工作。当时，吴东振好像有过这样的打算，要把奶头山变成独立军的一个活动基地。
但是，吴东振被捕后，这些活动也都付之东流了。在民族主义左派势力中，最倾向于共产主义潮流的人是吴东振，可是他这个大柱子一倒下，就没有为实现宽甸会议方针挺身而出的人了。正义府里虽有一些赞同共产主义的人，但他们都是些无能为力的人。
“三府”合并成国民府后，民族主义上层集团急剧地走向了反动的道路，出现了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不准提的局面。国民府的领导人甚至作出把赞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左派人士，告发给日寇警察以至暗杀的叛逆行为。
李宽麟也受到国民府恐怖分子不断的追击和胁迫，不得不四处躲藏，想找一个隐身之处，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被埋没到家庭里去了。正如始料所不及，结婚成家也未能遂她的愿。
李宽麟曾经像一颗启明星一样出现在凄风苦雨的满洲荒野，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引起世人的注目，被誉为“独立军中一朵花”、“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这样的一朵花，却无可奈何地枯萎了。
打个比喻说，她是个乘着民族主义这只小木船走上了漫长航路的独立运动者。她的这只木船，要闯过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反日独立斗争这个茫茫大海上的惊涛骇浪，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乘上这只小木船，根本划不到祖国光复这个目的地的。
许许多多的人乘上这只船开始了航行，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彼岸，就在中途下了船。他们下船后却装作忧国志士，尸位素餐，只图一身的安逸，混过了岁月。从前以民族的“代表”自居的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的变成了贩卖白膏药的小市民，有的躲入深山当了和尚。
没有叛变，只埋没在家里或搞生意的人，还算好一些。同李宽麟一道走过一段民族主义道路的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背叛祖国和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人。
李宽麟和我们分手后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前几年才回到了祖国。
她说，自从她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她在独立军时那样崇拜过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成柱以后，想回祖国的心就更加迫切了。她心想，既是成柱领导着国家，那么金亨稷先生要建设万民平等的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她非亲眼看看不可。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原野上，每当枕着胳膊躺在地上望着夜空上的星星时，就想起自己生长的故乡山河，不知淌过多少眼泪。她死也要死在这块祖国的疆土上。
然而，李宽麟要下定归国的决心，却是经过了多年别人无从知道的苦恼。
她有两个儿女和几个孙子孙女。她一个已到人生晚期的老年人，要把这些亲爱的骨肉都留在很难再返回去的异国他乡，自己只身一人回祖国来，的确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但是，李宽麟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定了纵然和那些亲骨肉永别，也要回到祖国的决心。这的确是非李宽麟这样有胆力的女子就不敢想象的果断的决心。她如果不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人，恐怕是不能下这种决心的。
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默默地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