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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汉，沉迷于过小家庭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只追逐女孩子几天前，有个英勇善战的小伙子娶了媳妇，就退出独立军，上间岛去了。一个个看着风头夹着尾巴溜走。男大娶妻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娶了老婆就放下了枪，谁来争取朝鲜独立？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顾自己的体面。
我这才明白了她苦闷忧郁的原因。她一个姑娘家，为了祖国的独立，把终身大事都置之脑后了。而那些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却扔掉枪支去找个人的安乐窝，她怎么能不愤慨呢！
当那些有点文化的姑娘们，被开化运动卷起的熏风所陶醉，到处卖弄新女性的风韵的时候，李宽麟腰佩六轮枪，活动在鸭绿江两岸，与日寇军警展开了浴血奋战。
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女扮男装，腰佩手枪，作为职业军人与外寇奋战的实例是罕见的。我在这部回忆录中特辟一个专题回顾李宽麟的生涯，正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女人佩着手枪上战场，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我国妇女反抗外寇的方法是按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以封建儒教的贞操观为基础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
每当外寇来犯、屠杀掳掠我国人民时，妇女们就进到深山或寺庙去躲避，以免遭受辱身之耻，来不及躲藏的妇女则以自尽反抗敌人。壬辰倭乱时，载入国史的烈女比忠臣多30倍以上，可见我国妇女的节操是多么坚贞。
据说，崔益铉在对马岛绝食殉国，其夫人服丧三年后自尽。
从人伦之道来看，此举可视作为国尽忠、为夫守节的最高尚的道义。
不过，这里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都这样寻死，由谁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呢？
随着国家的近代化，我国妇女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曾用躲藏、自尽等消极的方法反抗敌人的我国妇女，开始同男子一道敢于在军警的刀枪面前挺身而出，参加反日示威，向敌人官署投掷炸弹。
然而，身为女独立军，手持武器，在异国土地上进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恐怕只有李宽麟一人。
李宽麟面目俊秀，无论到哪里，她都为甩不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而苦恼。
论容貌、学识和家庭环境，她都有很好的条件，或者当个学校教师，或者找个如意的丈夫，过上不次于别人的富裕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青春视如草芥，献给了独立运动。
她父亲属于在朔州自耕的中产阶层，家里有好几町步的土地和山林，还有10间大草房。宽麟12岁那年，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因为她父亲续弦，竟娶了个16岁的姑娘。
李宽麟不愿把这个比自己才大两岁的女人叫母亲。而她父亲是老封建，女儿长到15岁，就不想送她上学念书，一心想找个适合的女婿把她嫁出去。
李宽麟看别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羡慕不已，经常缠着父亲让她上学念书，但她父亲一直置若罔闻。她对父亲深感不满，15岁那年便逃出了自己的家。
她趁父亲外出的机会，悄悄来到鸭绿江边，把衣服和鞋子脱在冰窟窿旁边，径直跑到义州去了。她到那里求得一家远亲的帮助，入了养实学校。她逍遥自在地学了半年多，到了秋天才给父亲去信，要求提供学费。
她父亲以为女儿投江自尽了，一直在泪水中度日，忽然接到女儿的信，又惊又喜，立刻赶到了义州。他见了女儿，说他再也不阻拦女儿上学念书了，叫她有什么需要，尽管随时来信。
从此，李宽麟再不为学费操心，专心学习。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她到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习。
她在这里学习几年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人情世事，又经我父亲的介绍，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从此，她作为一名堂堂的革命组织成员，参加了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她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志远”的思想。她在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崇实中学、崇义女校和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中，秘密地进行了吸收同志的工作。
有时，她以野游为名，到万景台的我们家来，跟我父亲谈工作，也帮我母亲做些活。当时，虽然交通还不方便，但由于万景台的风光秀丽，崇实中学、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等各校的许多学生，一到春天，就带着午饭到万景台来野游。
在平壤爆发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李宽麟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英勇奋战。示威受挫时，她就跑回宿舍喘口气，再出来高呼着万岁鼓舞学生。
当起义失败，敌人开始大肆逮捕示威主谋时，她就回到家乡专门从事独立运动。她下定决心，在结束亡国命运以前，决不再安然坐在教室里学习。起初，她在吴东振组织的广济青年团做总务工作。
李宽麟早在转移到满洲以前，就因在家乡用手枪击毙了两名日本警官，把他们扔进了鸭绿江的冰窟窿，轰动了天下。
她加入独立军后，有一次回到国内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不料被警察盯住，要来搜查她。而她顶在头上的包裹里藏有手枪，情况十分危急。
警察要她把包裹打开。她装作打开包裹，飞快地掏出手枪，把警察拉到树林里去处决了。
她经常到国内去募集捐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吴东振之命，到平安南道一带进行募捐工作。她完成任务后，同国内组织的一个同志一起回总部的路上，在三道湾过夜的时候，附近的另一个武装团成员赶来胁迫他们把钱交出来。当时他们俩带着几百元钱。那几个武装团成员亮出手枪放着空枪逼他们交钱。同行的男子吓得乖乖地交出了身上的钱，可是李宽麟不仅没有交出一分钱，还大声喝斥他们，把这帮人都赶跑了。
我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候，游击队里有过许多女将军，但是那个时候朝鲜还没出现过李宽麟这样的女子。一个在中学时期只学过刺绣和裁缝的学生出身的女人，竟如此大胆勇敢。《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纸也都曾大书特书过李宽麟的事迹。
李宽麟又是刚强有气节、坚贞不屈的女子。
三·一人民起义后，南满一带积极开展了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工作。但是，各个团体都搞本位主义，欺视别的派系，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因而合并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合并问题的商议，每次都以毫无意义的争吵和磨擦结束，没有任何收获。
我父亲为了解决合并运动面临的这种困难，决定吸收独立运动的元老们进行这项工作，并把准备吸收的头一个对象定为梁起铎。当时，梁起铎住在汉城，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因而要把他带到南满洲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父亲经过慎重考虑，认定李宽麟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好手，便派她带着自己给梁起铎的信，到汉城去了。
梁起铎在民族主义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诞生在平壤的一个汉学家家庭里，很早通过爱国的新闻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培养人民群众的反日独立思想，付出了很大力量。梁起铎在朝鲜第一个编纂《韩英词典》，领导了对日本的国债偿还运动，因而出了名。他因“一○五人事件”曾坐过几年牢，还参与过新民会、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和高丽革命党（委员长）
等组织。他和吴东振一道组建了正义府。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资历，凡是独立运动者，不分其所属关系，都很尊敬他。
李宽麟到汉城后被便衣警察逮捕，关进了钟路街警察署拘留所。敌人每天给她施加毒刑：鼻孔里灌辣椒水，用竹签扎手指尖，反绑着两臂倒吊着打，有时把她打翻在地板上，往她脸上放一块木板，跳上去使劲往下跺脚，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动刑，都逼她说出从哪儿来，是从中国来还是从俄罗斯来，来此地有何目的等等。最后竟用碱性强的草木灰捏成团，贴在她两腿上，再泼上石油，点上火，威胁着要把她烧死。
尽管这样，李宽麟依然毫不屈服，说自己是没有职业的流浪漂泊的女子，来汉城是想找个有钱人家当个针娘或保姆，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随便抓来，叫人这样活受罪。
李宽麟这样坚持，什么也不招认。敌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后就把她放了。
她伤痕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