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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跟我提起那篇声讨书的事。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
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正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自我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东西，也非交出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乡去时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在我心中对以独立军运动力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日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境地。我想到，离开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愿？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想潮流，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
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然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这种学校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其他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我从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旿塾长打个招呼，别让他伤感了。回家看看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旿塾长的告别却伴随着痛苦的离别。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