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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结束后，父亲就到学校后面的山上，一下子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他无视沿袭了几百年的旧习俗，而且未经父母的许可，断然剪掉了发辫。这在当时，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祖父听说这事以后，大发雷霆，说是闯下了大祸。我们一家人从来都是刚强有主见的。
后来听说，那天父亲怕祖父发脾气，不敢进屋，只好在篱笆外面打转。
曾祖母把我父亲从后门领进屋里来给饭吃。曾祖母特别疼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家的长孙。父亲常说，他能够入崇实中学，也是因为有曾祖母的支持。当时，在封建意识还很浓的情况下，我祖父那一代人不喜欢新式学校，是曾祖母说服了我祖父，才让父亲入了新式学校的。
父亲入崇实中学是在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1911年）春天。当时正是提倡开化的初期，贵族们上新学堂的很少。像我们这样连米查子粥都吃不饱的穷人家，供子女上中学，确是十分吃力的事情。
听说当时崇实中学的学费每月要缴二圆。为了交这二圆学费，母亲还到顺和江去捡河蚬，祖父种香瓜，祖母种小萝卜，才15岁的大叔也打草鞋，拿去换钱。父亲也为了挣学费，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办的实习场里做苦工，直到傍晚。然后又到学校图书馆读几小时的书，深夜才回家，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又上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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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野心，呼吁支援朝鲜独立，密使中的一人李俊剖腹自杀，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如上所述，我的家庭，是一个在当时朝鲜的任何一个农村、任何一个城镇都能见到的那种简朴而平凡的家庭，是一个极为平凡，毫无特殊的穷人家庭。
但是，只要是为祖国为同胞的事情，我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挺身而出，不惜献出一切的。
曾祖父虽是一位给别人守墓的人，却是一位热爱乡土，酷爱祖国的人。
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船“舍门”号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停泊在头老岛的时候，曾祖父同村民一道，把各家备户的缆绳都集中起来，一道道横在万景峰和江对岸的昌鸟游岛之间，并从山顶上推下大石块，阻止贼船前进。
当他听说贼船窜犯到羊角岛，开枪打炮，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时，便立刻带领村良直奔平壤城。当时，城里的人民群众同官军一道，把许多装满柴草的小船连成串，点上火，顺流推下，烧沉了贼船，把美国海盗全部葬身在水里。在这场奋战中，祖父也作出了贡献。
“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齐心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战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子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直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痛骂敌人，表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献出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起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
也是从这种愿望出发，父亲给我起了“成柱”这一名字，意思是希望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带着两个弟弟，在我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后来，为了革命工作，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荫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良田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既惋惜又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的纯洁而高尚的夙愿。
令人惋借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在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靠近我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故事。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与万景台有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叫来村里的人进行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见了这情景，但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三间房虽已烧光了，可看到臭虫也都烧死，心里倒是挺痛快。”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子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直到解放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给粮食，活不下去。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
“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叫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改成日本名字，做得对。现在，成柱一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痛哭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能等到祖国独立的那一天，在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扛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战死在战场上的，所以，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了一份领尸的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领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共墓里。
在2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机勃勃的人就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把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至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里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悲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